文/李津逵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证明对外开放的方向正确，同时也证明放手让广东福建先行一步的正确，前所未有地揭示了闽粤海洋文化巨大的潜力和宝贵的价值。如今国家部署深圳建设海洋中心城市，支持深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先行示范，意味着将海洋文化带的作用从战术层次提升到战略层次，以陆海统筹、海洋先行应对全球大变局。
从希罗多德“希腊~波斯”而不仅是修昔底德“雅典~斯巴达”的视角看待中美博弈，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大湾区和香港深圳的未来使命。世界舞台的追光灯正从今日之海的太平洋向明日之海的印度洋缓缓移动，处在两大洋过渡带南海中心位置的香港和大湾区又将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
一、为什么让广东福建“先行一步”？
授予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开放中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中央之国对闽粤文化的一次特殊授权，是两千年里前所未有的举措。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请示中央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邓小平说“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特殊政策给“广东福建两省”？为什么四个经济特区设在广东福建？因为闽粤两省是中国海洋文化带，其开放进取和与世界对话的能力，对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无限潜力。事实上，四十年间广东福建所做出的改革所开创的事业已经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在《经济特区条例》中规定的正面清单，证明了梁启超的预言：中国一旦对外开放，“彼两省人，其犹有可用也。”授予广东福建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设立四个经济特区，让海洋文化率先与世界接轨，进而沿海、沿江、沿边带动全国的开放，这是中国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的主动回应。
在以往全球化涨潮的四十年中，亚欧大陆许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陆国家，都拥有类似于中国闽粤这样的海洋文化地带，如面向地中海的土耳其安纳托里亚，面向印度洋的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印度的东西海岸，面向大西洋的俄罗斯圣彼德堡芬兰湾，可见中国能够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并非水到渠成。从面向南海太平洋的闽粤两省率先开放，到沿海、沿江、沿边，在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同时改变了国家地缘格局，开始着手建设海洋强国。这实在是把握住国运的伟大决策。
闽粤海洋文化带由南岭与武夷山脉与中原隔开，与草原游牧文化带、中原农耕文化带相比长期处在边缘地位。但是，正如中原农耕文化连绵数千年从未中断一样，海洋文化也同样连绵数千年从未中断。只是中国史书“重陆轻海”，于海洋落墨甚少且多为中原视角、大陆本位。西方学者无论黑格尔、马克思，还是近世的汤因比、韦伯也都将中国看做单一文化体。只有少数人关注到中国的海洋文化带与中原的差异，例如费正清，也只认为沿海是中国“一种次要传统”。
探究中国的海洋文化必须着眼于大历史，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造就的“长时段历史”，才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过去曾经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今天的事件往往就是历史的重演。从长时段的大历史出发，找寻那一代又一代传承的底层精神、文化基因，从跨越数千年的视角，才会发现闽粤文化带的特点：
自由进取的文化基因
一个族群的文化基因深植于底层精神，表现为行为本能。北方人只有来到广东和广东人合作交流，就会诧异地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看问题，还可以这样来做事情。
人多地狭无法自给自足，必然依靠与外界的商品交换，所以广东在农业时代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顺德南海的桑基鱼塘，种的养的都是商品。深圳历史上的主导产业是盐业，也是要通过交换才能获得衣食住用。商品经济使重商务实成为广东传统。由于地处交易市场，远离政治中心，交易以平等的身份按契约完成，因此假大空的忽悠不仅成本高，而且收益低，这就促使人们更多务实，更少务虚，更善于在市场中找机会，更不善于在官场中谋位置。广东干部做群众工作必须讲本地方言，一位诗人说：“广东从来不是道貌岸然的人占上风的地方”。
广东人的行为逻辑、面对挑战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北方，北方干部看红头文件，只要不提倡的都不敢干；广东人看文件，只要不禁止的都大胆干抓紧干。顺德人说：“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红灯绕道走”，这种主动进取的行为本能自古有之。广州陈家祠是典型的“硬山顶”建筑，是帝国时代建筑形制最低一等。北方的硬山顶规规矩矩简简单单，而陈家祠的硬山顶，石湾陶瓷将房梁和屋脊装饰得争奇斗艳，绚丽多彩。让广东先行一步就是发挥广东海洋文化精神，率先闯出对外开放的局面。
1984年国家取消人民公社，一夜之间北方农村不仅取消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建制，而且“清财撤队”，集体经济完全拆散。而同一年，珠三角的农村开始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深圳出现了万丰模式、横岗模式，分股不分田，村民自主择业，村庄统一规划，耕地水田向种养专业户发包，工业区招商引资，全体村民按股分红。土地股份合作方式不仅使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农民在城市化中的参与度和分享度，从根本上避免了失地农民现象。1997年，中央布署第二轮土地承包，按要求应当分田到户，珠三角的村长们如何应对上级的检查？他们说我们这里都是水田，怎么分田到户呢？
自由进取从来与开放包容共存，一个英国人在博客上说，在上海他处处遇到羡慕的目光，在广州则没有多少人关注他，相比之下他感到在广州更自在。梁启超道出了其中原因：“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广东的包容与千年间的移民分不开，美国人文地理学者享丁顿发现，“在赤道南北二十五度以内各地的人文进步，似乎没有一处比得上南中国。”其原因，享氏认为是“自然淘汰与自然选择”。东亚千年以来，草原游牧民族屡屡对中原农耕地带展开征服，不愿屈从于异族统治的北方华族不断“衣冠南渡”，汇入了江南、岭南的百越社会，并将儒家文化和精耕细作的传统带到岭南，印度、阿拉伯、波斯的宗教、商业也渐次西来，在广东既出了东晋宝安大孝子黄舒，出了韩愈苏东坡带出的“海滨邹鲁”，也有光孝寺这样的阿拉伯文化，和葡萄牙式中世纪城市澳门。梁启超说：“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剽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华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特别是当大英帝国胜出于欧洲、战败了清朝，在香港营建了一个现代西方式的先进城市，更激起广东人救亡图存的热血。孙中山曾说“从前人人问我，你的革命思想从何而来，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正乃从香港而来，从香港此一殖民地而来”，可以说中国人在站起来之前首先从广东“醒过来”。率先醒过来的广东等待着为中华民族复兴打先锋的使命。
超越版图的文化网络
其他沿海省份有什么不同？最大不同在于闽粤文化带是侨乡社会。侨乡是遍布世界闽粤文化网在中国大陆的节点，闽粤文化网络在空间上超越了国家版图而具有世界性。亚洲四小龙中，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三个都是华人社会，并且与福建广东文化同源。南洋华人的祖籍也都是闽粤两省，语言和心理完全同构，近代以来海外华人社区受西方文明的充分洗礼，给中国对接西方文明搭建了天然桥梁。闽粤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基因，放手让这种有别于中原的外向进取的文化在改革开放中打先锋，是四十年来中国冲破束缚走向世界的一把钥匙。
在这张巨大的文化网络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就是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商业都会，其高度的法治环境、发达的港口物流、高超的金融贸易、特别是在城市管理中体现的文明风范，是最佳的学习范例，深圳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绝大多数是源自香港新加坡的启发与示范。香港新加坡的普通法系是海洋世界法律的底层逻辑，由此在国际上的信誉使之成为改革开放后吸引FDI的主要渠道。
改革开放之初，正是香港和南洋华侨帮助广东找到了突围的方向。广东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储蓄能力和出口能力都很有限，存在经济起飞的两大缺口。如果等待储蓄来支持投资，经济发展不可能提速。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正是利用外资来平衡这两个缺口。袁庚提出招商局在广东建设工业区，吴南生向省委建议出口加工区，都是香港和南洋华侨们的建议。在深圳珠海设立特区，等于放开香港和整个海外华人世界的作用，其效应是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无法达成的。
在顺德说到解放思想离不开两件事：香港人和香港电视。顺德一位学者还清楚记得，改革开放后不少港澳乡亲得以回乡探亲，当时有一位气质不俗的长者回到村里，待人礼貌和气。客人走后母亲告诉他：这位乡亲就是资本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1987年应广东省之邀到广东开展调查，在专著《先行一步》中他写道，“你的电视机从哪里来的呢？”一些广东人问道，“南风吹来的”，他的朋友这样回答，这就是说，是通过香港的关系弄来的。南风不但带来了物质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天地。“对一般公众而言，外部世界曾被看作是另一个星球，而电视使他们对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直观感受。”
香港对于广东和中国的贡献决不仅限于经济，在中国大陆教育、文化、公益、扶贫等领域里都留下了香港人的身影。香港中小企经贸促进会会长林伟生和一群企业家、专业人士在汶川地震后发起名为“站起来”的公益项目，为截肢伤残者安装义肢，十年中帮助大批截肢患者重新站起来。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他们的工作，投资两亿多元援建一座川港康复中心，作为首批香港援川重建20个项目之一。医院协助上万名地震伤者安装义肢，其中数百人得到香港支援费用全免。我问林先生为什么这个项目坚持十年，他说我从小读书就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做公益不是给别人看，是做给自己的孩子看，告诉他们身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根在哪里。
邓小平曾说，要在内陆再造几个香港。今天当香港受到美国无理打压的时候，小平“一国两制”的远见会让我们更加清楚认识香港的价值和贡献。
一群以天下为已任的人
在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的过程中，广东福建和海外华侨是先行者。而成长于这片热土中的共产党人，就象历史上那些以天下为已任的先贤一样，担起了改革开放的闯关任务。
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有人说办出口加工区是要杀头的罪，他说“要杀头就杀我好了”；老市长梁湘是深圳最累也最苦的官，离开深圳的时候他说“假如能够活1000次，我要活在这个地方；假如要死1000次，我要死在这个地方。”李灏书记来深圳的时候，许多人都说你应该平安退休，上那里干什么去？但是李灏书记对国务院领导说：如果是改革我就去，如果深圳不改革我去干什么？我多次听李灏书记说，什么是改革？就是把合理不合法的事变成合法，这就叫改革。换句话说，深圳要做的许多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合理不合法的。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一生为国家在秘密战线、外交战线，做了那么多贡献却含冤入狱，顶着巨大压力开创蛇口工业区还被告状。有人问他你这是何苦来呢？袁庚说：“为了入党的初衷。”
袁庚出身海员之家，军校毕业，小学校长。是为了追求进步、建设一个文明民主新中国而加入共产党和东江纵队的，东江纵队所有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来自港澳和南洋华侨的支持，他们为中国的海洋文化赋予中华民族解放进步的内涵。1979年党中央授予“广东福建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半年前，交通部和广东省已联合请示中央在蛇口建工业区。招商局董事长和交通部长是华侨海归和中菲双重国籍的将军，广东省主管副省长是东纵战友，这样一群海洋文化带成长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可以焕发出浑身的力量。
来自中国北方的干部，只要是为了人民幸福、为了民族复兴，而且敢做敢当的人，来到广东这片充盈着自由、开放精神的沃土就会转变立场调整观念，做出正确的判断。习仲勋，一个北方的干部来到广东，发现广东的香港、澳门发展得这么好，而鱼米之乡的广州还要凭票买鱼，老百姓拿票买不到鱼把票寄给省委书记，习仲勋收到这种鱼票什么感觉？当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时，当时的中央领导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什么权？他说我们什么权都没有，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早就发展起来了。老一辈的改革者，他们是中华民族一群以天下为已任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二、广东为改革开放贡献了什么？
历史上，每当大分裂时代，南方政权象孙吴、东晋、南宋因为割断与内亚陆路联系，就会倚重海洋贸易。每当大统一，例如唐、元之际，就会主动向南海、印度洋打通海上丝路。然而无论是一口通商、还是广交会，广东都只是赚取外汇的工具，从来没有授命为国家变革、变法先行。梁启超说：“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价值者也……崎岖岭表，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国中。故就中国史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但是，“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其一焉，斯亦奇也。”果然40年前，当中央支持广东“先行一步”的时候，广东就非常清楚地冲向他认定的路。
以市场经济对外开放
广东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外开放，而是以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曾经三次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50年代从苏联东欧引进的“156项”、70年代初从西方引进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四三方案”（因为要花四十三亿美元）、1978年引进宝钢等“22项”重大工程，这些都是对外开放。这些技术引进是中央决策、财政投资、各部实施、成立国营企业承接、产品纳入国家计划。三次大规模引进对于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重要，但为什么却无助于国民经济摆脱崩溃边缘？因为这是计划经济的对外开放。以“156项”为例，我的同事高宇航做过一个分析，将全国各省引进“156项”的数目与改革开放后各省经济发展的速度做比较，两者正好成反比。关键原因是计划经济引进项目的载体是传统的国企，而传统国企并不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我曾请教深圳首任体改委主任徐景安先生，一个多年就职于马列学院的学者何以不遗余力推动股份制？徐先生说：马克思是说要消灭私有制，但没说要建这种国企啊。
相反再看广东的深圳和珠三角，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下的对外开放。市场主体从哪里来？增量上，深圳以“一份红头文件”给民营科技企业发出了准生证。存量上，深圳通过“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化改造出万科、发展这样的市场主体；顺德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集体所有制暴露严重弊端时勇敢进行产权改革，改造成独立于政府财政的市场主体。今天佛山市的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美的、碧桂园，就是当年顺德北滘镇的两家乡镇企业。与此同时，成千上万港资台资的“三来一补”项目，为珠三角积累了无需政府投资的加工贸易产能，打造出世界工厂的产业大军，培养了无数企业家。
可见，计划经济不等于闭关锁国，但计划经济下政府垄断了对外开放，锁住了民间创业的手脚。广东先行一步，就是先行放开民间的活力，向全国率先示范了市场经济才是对外开放的正途。科斯、王宁在《变革中国》中发现，“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企业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在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诸多边缘革命中，深圳及其他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
广东获得特殊政策的一个背景，是国家正处在“22项”带来的财政压力，1980年总投资200亿的宝钢在反对声中一时下马。此时中央对广东的态度很明确：“没有钱，给政策，杀出一条血路”，放手让广东通过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等方式，中方出地、出人、不出钱，外商投资管理、拿订单，以此扩大出口赚取外汇、增加投资。
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竞争，墨守成规的企业出局，技术管理上不断创新、不断优化、环保上不断投入的企业脱颖而出。香港铸造协会会长蔡子芳的顺景园，多年来铝合金模具不断突破，别人的模具一托二，他可以一托四、一托八。行业厚度最薄0.8mm，他可以做到0.54mm。产业链不断细分优化，同行之间你追我赶，把一个个蓝海变成了红海，形成了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供应链。一位海归民营企业家惊叹：“在东莞长安可以找到任何一种材料，在黄江可以找到任何一种加工，而且是24小时接单、加工、供货”。依靠珠三角供应链优势服务全球创客的“大公坊”创始人丁春发说：“离我越远的人越需要我”。广东先行的市场经济让对外开放的国策落地生根，不仅造福中国人，而且助益于全世界。
解放人的创造性
同样的机遇下，广东人最敏捷。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福建等地试行“三来一补”。半个月后东莞太平镇的太平服装厂就与港商签订了来料加工的协议，两个月后顺德容奇镇的大进制衣厂已经开工。珠三角的乡镇岂止是听到发令枪跃身而起，简直就是抢跑。国家在“四五方案”、“22项”中引进成套设备，是部长对外谈判，上马一个宝钢要十个部级干部组建公司。而在珠三角，成百上千个村长镇长和港商谈判，数以千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镇青年变成了产业工人、技术能手、大国工匠，还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在东莞出现了全国第一座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高埗大桥，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为投资者高效服务的“一站式服务”。
同样的思想解放，广东人最彻底。一九七九年一月全国范围内对四类分子摘帽，中国公民从此没有阶级成份与出身差别一律平等。但是在广大内陆地区以前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进入乡镇企业、村支两委的依然不多。1979年广东南海从摘帽的“五类分子”中起用了620多名有经济头脑、懂生产技术的人到政府管理部门和社队企业中工作或担任领导。这些人往往能“带起一支队伍，管好一条战线，办活一个企业，搞富一个大队、生产队”。文革中顺德曾经有2600多干部因为港澳海外关系被限制使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顺德县委召开大会当众烧毁干部海外关系表，转过年来李兆基等顺籍港商就敢于回乡扫墓了。我曾问深圳一位村长“五类分子”的后代如今怎样，他笑着说我就是出身地主啊。
长期生活在广东，感受着广东人积极的人生态度，有时会遐想，按广东人的方式想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原地区的农村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求的是吃饱钣，而广东说“恭喜发财”，主张求富的正当性。80年代初南海县委书记带上鞭炮和烧猪到致富的村子“贺富”，中山县委开大会表彰万元户，蛇口工业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震撼全国，原来祈盼发财就象祈盼丰收一样具有正当性，于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一位曾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说，最怀念在深圳“火热的日子”；一位毕业就到广州工作的设计师说，在内地即使是省城也依旧是一个熟人乡土社会；一位曾经在多个一线城市工作创业的企业家说在深圳的感觉是“万类霜天竞自由”。
蛇口创始人袁庚始终关注人的解放。他不仅勇敢地向邓小平汇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法，还勇敢地争取党中央领导支持蛇口民主选举和评议领导的试验。蛇口的住房改革其深意在破除人身依附，蛇口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为的是解除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干预。蛇口因此培育出当代中国第一批真正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家。袁庚欢迎媒体的舆论监督，为使干部远离贪腐和官僚主义，提倡建设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这些试验如同爱迪生那只最初亮了8分钟的灯泡，告诉我们今天中国仍然严重的诸种问题并非无解。随着广东文化的“北伐”，更多国人告别了空洞无谓的说教，走上主动、自强、创造财富的道路。
积极进取的广东为创业者搭建登上人生巅峰的舞台，位于石岩的深圳打工者博物馆记述了蓝思科技的创办者周群飞的故事：15岁辍学打工，每天上18小时的班。20岁毛遂自荐，将一个面临撤资的小加工厂做成初具规模的工厂，她从手表玻璃丝网印刷起步，首创玻璃屏幕手机。如今已是苹果等名牌手机的供应商。许多北上的港商台商、许多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起步创业，发展到千人万人的规模。当下，一家从深圳转移到江西吉安的工厂每当中午下班要有交警来门前疏导交通，这家为苹果代工起步的企业已经是拥有数万工人的上市公司。从五湖四海来到广东来到深圳的人们，人生跃迁到更高的能级，几乎无一例外都做出了在家乡难以成就的业绩。广东为改革开放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解放了人的主动性，激发了千千万万人生命的潜能。
推动中国的地缘转型
霍尔木兹海峡与迪拜隔海相望的地方，是一片伊朗的自贸区。2019年春我来到这个格什姆商城感受到当地商人的热情友善。他们对于中国人和中国产品无一例外地点赞。说中国的企业交货及时、产品性价比高，能够按客户的要求修改优化。他们中很多人都来过中国，所到最多的地方不是北京西安，而是广州、晋江、义乌这三座城市。这说明曾经是农业地带的珠三角、闽东南和江浙地带如今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人口和生产力正在移山填海向海岸线转移，对外开放重塑了中国的地缘格局。走出国门的中国制造、中国施工重塑了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仅十年就跃居全国第一省并一直保持到现在。以2017年中国各省财政来看，自给率超过60%的省市，除京津沪之外，只有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省份。说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海洋化程度息息相关。说明对外开放才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只要给海洋文化带一个机遇，定会带领中国还给世界一个奇迹。
大国的国运与海洋息息相关。正如罗马帝国、伊斯兰帝国的衰落是失去了地中海一样，大清帝国专注于“海禁”、“迁界”、寄望于“海不扬波”，其实早在元明之交已是中国海洋的“历史分水岭”，十六世纪初东亚海商时代与欧洲大航海同时发端，不见了王直、郑成功这样掌控东亚国际贸易的海商力量之后，失去海洋的中国只有待海上西来的欧洲文明挑战下再迎来复兴的契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沿海崛起了全球前列的集装箱港，中国的港口吞吐量稳居全球榜首。华为、中兴的员工走遍世界，在那些以当年欧洲航海家名字命名的地方开疆拓土。数千年里重陆轻海的中国，开始了陆海统筹，海洋先行的地缘转型。
一个区域的航海能力可以在开放中复兴，也可以在封闭中荒废。日本学者上田信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发现，蒙古征日失败后朝鲜半岛船只锐减，中式帆船出现在黄海不到百年，中国人便掌握了横渡黄海的本领。反之在长江口的浏河镇，“明末禁止出海近百年后，当地掌舵之人已经死绝”。今天，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十九大更提出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志着海洋文化先行的方略已从“试验”的战术层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必将义无反顾转身融入海洋世界，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贡献。
三、经济特区“特”在哪里？
建设经济特区是广东向中央争取的，按国际惯例对外开放是广东的行为本能。这一点如果跳出特区看珠三角，特别是没有特区名头但在改革开放中争先恐后的顺德、东莞、南海、中山“广东四小虎”，就会看得非常清楚。
国际惯例的常识区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由此经济特区具有法律授权。条例规定的权限拿到世界来看，都是常识。比如说企业经营应该依法纳税、企业用地要交地租、用工要跟工人签合同。《经济特区条例》为什么要写进这些常识？因为当时在全中国，企业经营不要纳税，用地无偿无限期，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建设特区反过来说明计划经济时代是个特殊国家。特区之“特”在国际惯例则是常识。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新中国按照市场经济建设的城市。特别是深圳珠海，在基本上一片农业区域里建设起的海洋文明的城市。袁庚和蛇口创业者们不是移民到蛇口人民公社，他们是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定居者”；梁湘非常明确，深圳不是搞计划经济而是搞市场经济；李灏在深圳提出“深圳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把深圳弄成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地方。”“但球队是按社会主义组织的”。按市场经济建设城市，借鉴资本主义之长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布罗代尔提出“文化”与“文明”两者区别，“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设立经济特区就超越了海洋产业而以市场的规则、金融价格手段来建设城市。中国城市传统是因官而兴，各级城市都是帝国权力金字塔中的结点。即使沿海的泉州、广州、潮州，历史上也都是中原中央政权自上而下设立的州郡治所。尽管这里有港口、有番坊、市舶司，但整个城市运行的逻辑是官场不是市场。明清之际，闽粤华侨在南洋组织了一些守望相助的社团，其中有“王国”也有“公司”，但是在西方大国崛起、中华文明衰落的背景下，这些社团不可能长久。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沿海、沿江、沿边出现了上海天津汉口等被动开放的对外通商口岸，称“约开商埠”，1896年之后清朝政府从主动参与商战的考虑开放了秦皇岛、三都澳、岳州等港口城市，称“自开商埠”。到民国年间中国已有70多座约开商埠、50多座自开商埠，为今天的改革开放留下宝贵遗产。经济特区，特别是在一片农田渔塘中崛起的深圳珠海，就是共产党人建设的海洋文明城市。是从海洋文化向海洋文明跃升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新建了许多城市，但这些都是国企城市。城市的经济主体是一个个国家重点项目，行政级别高于本地市县的大单位，看上去很象19世纪英国阳光之港、伯恩维尔那样的公司城，确实是本地就业、本地生活。但这些大院里亲戚套亲戚，盘根错节的人身依附关系，一切听命于上级机关，完全不具备自主经营带来的创新动力。有这种官本位的国企，民营企业不要能获得公平对待，国企城市的体制恰恰与海洋文明城市南辕北辙。
毗邻香港是深圳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圳在制度上的创新绝大多数都参照了香港现成制度，变换一种令内陆地区和上级部门听得懂、听接受的表述方式。比如说“股份制”叫做“现代企业制度”；“卖楼花”叫做“房地产预售”；“土地批租”叫做“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在一个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城市的示范下，社会主义初阶段的深圳节省了太大的试错成本。蛇口已不仅是“剽悍活泼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已经是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海洋文明，而蛇口在城市文明上更可以比肩众多的世界名城。
深圳精神是企业家精神
工业革命后崛起的产业中心城市，往往会有优秀企业家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精神走向。比如说福特对于底特律，卡耐基对于匹兹堡，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对于硅谷，都是扮演了这样的作用。钢铁大王卡耐基认为富人有光荣的也有可耻，拥巨富而死是可耻的。穷人中有勤劳也有懒惰，能够帮助勤劳的穷人就是光荣的富人。比尔·盖茨的名气不仅来自微软更来自盖茨基金。这次新冠疫情后盖茨的反思与西方各国政要们的境界高下立判。
深圳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四十年里企业家英雄辈出，今天代表深圳文化精神的就是华为，任正非。今天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量已经嵌套到全世界，深圳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圈，在这个时候，优秀企业家是着眼全球化还是主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对国家的文化贡献。
任正非说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最终我们要到山巅上拥抱，共同为人类做贡献。华为和任正非使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不仅影响了很多华为系的企业家，影响了很多非华为系的深圳的企业家，影响了大湾区的很多企业家，影响了众多的市民。华为有一个优秀的供应商安科讯，这家企业推崇华为的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他们提出要焕发员工的体力、智力和心力这“三力”，换取企业、员工和顾客的“三赢”。
海洋文明城市因商而兴，尊重企业家就是必然。最早出现在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城市推罗，圣经上说“它的商人是王子，它的买卖人是世上尊贵的人”；这个传统在一系列海洋中心城市间接力，如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安特卫普城市广场周围是各大商会的建筑；阿姆斯特丹城市广场上的“王宫”完全没有王者风范，这座市政厅建筑的名字只因为住过法国统治时期的所谓国王。海洋城市没有帝国都城那种以轴对称、大尺度造成的仪式感，城市生活围绕交易，市场、市民广场是城市的中心；城市空间丰富紧凑、功能混合，便于人们交流。其赏心悦目方便舒适的人性化场所令人流连忘返，如今多数都成为世界名城。
企业家的竞争力在于创新，因此海洋文明城市都是创新接力的选手。不仅材料、工艺、技术的创新，在物流、商业、财务上也创新，例如财务会计中的复式薄计；保护发明创造的专利法；海上贸易中的贷款、股权、保险，银行和交易所的创立及其一整套规则。这些硬件和软件都是海洋城市在不同时代里走向法治、效率、公正的标志。所积淀下来的成就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特区是城市而不是工业园
为什么“BAT”，移动互联龙头企业百度、阿里、腾讯会出现在北京、杭州、深圳，而不是任何一个经开区、高新区？可以想见工业4.0革命中颠覆性创新企业也同样不会出在以招商引资为动力的工业园区。深圳与这些园区不同，她是一座具有完整生命的城市，因此成为中国创新之都，国际专利（PCT）申报数几乎占到全国一半。
1984年中央在设立特区之后进一步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建设了14个经开区。这些城市都是百年前曾经开放过的城市，其中11个是约开商埠，3个是自开商埠。而1984年建设开发区则是按照“三为主一致力”的原则建设的加工制造功能区。如今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如果你问任何一位朋友，是愿意到这些城市生活工作，还是到这些开发区？答案会很清楚。
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在中国沿海城市的建设中，中外规划师工程师和工匠吸取了自古希腊以来经过上千年城建实践的手法，城市中不仅有生活区、商业区、并完整配置了教育、医疗、新闻、出版、艺术设施，空间紧凑多样、丰富多彩，20世纪初的中国沿海呈现了万国城市博览会，历百年而不断生长、历久弥新，显示了人类文明的在城市建设上的高度，14个沿海城市就是那一轮对外开放的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消灭商品经济为指向的苏联城市规划标准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模板，稀疏的路网、宽大的道路、巨大的街区，成为五十年代城市建设的共同风景，这种呆板、无趣的城市肌理压抑了人们在街道上交流的愿望，扼杀了城市的魅力。好在沿海地区除广东茂名之外再没有“156项”的项目，苏联式的城市规划在沿海的影响远没有内陆城市大，因此14个沿海城市核心区风采依旧。
相反，开发区的发展严格锁定在“三为主一致力”，即“以发展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和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针。这曾是一条对计划体制的“防线”，却变成了此后千万经济功能区的“地平线”。七通一平之后所有入园项目都是招商引资进来的，引进成熟的加工制造能力最好是当年投资当年达产。为了增加工业产值必然服务业不足，医疗教育不足，上下班钟摆车流，产业缺少自发成长的空间，缺少在新技术革命中创新创业的力量。二三十年的周期之后，遭遇产业衰退的局面。这样的环境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呢。
相反，深圳珠海发育成为城市。什么是“城市”？大规模、高密度、陌生人群聚集之地。什么样的城市是美丽城市？不仅有比例协调、赏心悦目形式美，而且有完美、到位、出色、“会心”的内涵美。当中那些能够激发人们友善的情感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力的城市就成为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心。因为是城市，深圳具有创新的不竭动力。因为是城市，深圳成为继北上广之后能够吸引人、留住人的地方。
发挥市场的自发秩序
城市不同于开发区，还在于发挥市场的自发秩序。深圳从1970年代末的30万人目前管理人口2千万人，城中村是深圳的“落脚城市”，住房面积超过2亿平米的深圳城中村，是全球大都市中最好的低成本生活区，从城中村走出了深圳的企业家、发明家、艺术家、创客、公益领袖。深圳城中村的“一村一品”很象顺德南海中山东莞的“一镇一业”，城中村内的工业区产业自发升级，不断有新的蓝海。
自发秩序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工业街区，美国纽约的曼哈顿、芝加哥的卢浦区都曾经是工业街区。深圳的华强北就是这样密网、窄街的工业街区，在致密的城市路网中布局多层工业楼宇，前街首层破墙开店成为商业街，背街是物流作业，二层以上是流水线，发展与城市生活共存的工业，如服装、印剧、食品、包装等都市产业。作为转型升级的二传手，让市场发挥产业选择的决定作用。
华强北的每一栋工业楼宇内部，业态都不是政府规划而是自发成长的。这种自由创造的沃土才会出现BAT，出现层出不穷的创新企业。
四、大湾区的使命是什么？
世界舞台的追光灯正从今日之海的太平洋向明日之海的印度洋缓缓移动，南海处在两大洋过渡带，南海的中心位置在哪里？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史塔莱迪从航海者的眼光来看：“位于南中国海汪洋世界核心的香港，或许是全球最优良的天然港”。香港和大湾区又将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
四十年间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突破了南岭阻隔，制冷技术冲抵了难耐的暑热，工业化将农业时代的劣势转变成优势，五湖四海的移民南下广东让珠三角成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群。我曾经问过不下千人，谁能在四十年前想象到自己今天所拥有的财富和便利。至今没有一个人给我肯定的答复。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所有人都已达到，这说明在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之外有一个其能量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存在，这就是灿烂的人类文明。可以说今天我们所有人超出四十年前预期的财富都是分享人类文明的红利，而大湾区的成长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结出的果实。因此，她必然肩负一个使命就是要面对和解决人类社会共同的问题。
坚信全面开放的方向
2019年国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继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然而风云变幻，美国反华政客将贸易战扩展到疫情、科技、外交、军事、国际组织领域，地缘上从香港、台海、南海全方位向中国施压，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遭遇极为严峻的外部环境。
说到中美博弈，很自然联想“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新兴大国雅典与守成大国斯巴达的关系，其实以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视角也会有另外的启示：2600年前，地中海沿岸有数百个希腊和腓尼基城邦，为什么雅典成为其中佼佼者？亚洲大陆有众多集权帝国，为什么波斯成为荦荦大者？就是因为雅典与波斯恰恰处在众多地中海城邦与几个亚洲大陆帝国相互对峙的最前沿，双方绝非此后罗马与汉朝那样相隔万里，而是面对面地对峙，这必然带来制度的比较和竞争。双方都不可能改变对方，因为地中海不可能变成亚洲大陆，亚洲大陆也不可能变成地中海。这就迫使双方在竞争中做成了“最好的自己”：雅典是民主制，但伯里克利为建设卫城在决策中适度集中，避免了民粹的陷阱；波斯是集权制，但却是没有奴隶的集权制。居鲁士大帝解放了巴比伦之囚，至今躺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圆柱——居鲁士文书，被誉为“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中美对峙的局面随着中国崛起迟早会明朗，只是遇到川普这位能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对手而来得过急。
象“脱钩”这样的话就如“圆的方”一样根本是伪命题，要牢记的是顺德人的话：“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今天的中美已近在咫尺，两个超大体量的国家也如海洋与大陆一样难以被对方改变。所不同的时当代的资本是跨国公司，当代的交流靠互联网，双方的资源、能力深深地相互嵌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在制度上属于西方，主权上隶属中国；深圳示范着中国当下，未来又要先行；两者同属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的海洋文化带，与海洋世界关系千万重。美国制裁香港就是在制裁中国，大湾区先行一步中国就可以拉开战略纵深。香港深圳和大湾区未来在中美之间所能扮演的角色有无限可能，当下的所有推演都会受想象力的局限。应当坚信国家全面开放的方向，大湾区要随时准备好为改革再出发先行一步。应当坚信大湾区的广东文化基因，不媚洋、不恐洋、不仇洋，确保以理性立场代表中国对话世界，拓展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四十年的开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开放，要象经济领域那样在教育、科研、文化、艺术、公益慈善、社会治理等方面对外开放，也就是形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中所说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珠三角曾在工业、贸易、城市建设等众多领域创造了数不胜数的全国第一。但迄今为止没有贡献过一个诺贝尔奖，没有产生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艺术作品，没有出现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影响的学派，大湾区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必须更加开放，只有全面开放才是大湾区最大的内需。
以实践追问发展的方向
深圳曾经强调速度，之后强调质量，看上去“马快车好”，唯独没有强调发展的方向。在计划经济下突围，速度就是生命。在粗放竞争中胜出，质量就是生命。如今全球化退潮，人类进入了失去路标的行程。福利国家陷入懒人剥削勤人、笨人剥削聪明人的困境；美国政客为争夺选票迎合民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不公平没有解决，而中国对外开放的道路正遭遇半渡之击。大湾区这个中国对外开放的首发的阵容，只有直面人类问题才有可能实现自我，深圳必须追问方向才不负国家使命。
70年代以来国际上有识之士疾呼关注地球承载力、贫困问题和社会活动的公众参与，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和《21世纪议程》。但是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犹如疾驶的列车很难降速。即便新冠疫情这一“伟大的纠错者”，各国政要依然专注于经济、就业，鲜有从根本反思人类文明的走向。未来中国，收入增加提升的幸福空间一定收窄。如何既控制资源消耗又获得持久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
顺德一群本土企业家组织了“榕树头村居保育基金会”，支持学校师生开展社会乡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开展乡村启蒙教育和设计扶贫；是广东教育先进镇南海里水镇，在所有公办小学普及针对中国人学外语特点的“原典英语”，他们找到一条美育之路：在中小学普及合唱艺术，建设全国第一座“合唱小镇”。在深圳，30多年前股份制的主要推动者如今创办了幸福研究院，系统提出“共享深圳，幸福中国”的理论并亲力实践；曾经的市委办公厅负责人、综合开发研究院负责人组织“智库百人会”，连续七年开展“民间评议政府”工作。从深圳出发的“古村之友”公益组织，发现了中国大地上巨大的善能，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善事”而创办社会企业“爱乡宝”，以互联网平台帮助众多进城的人们反哺家乡，帮助众多新乡贤造福桑梓，汇聚乡村精神振兴的力量。太多的人在拷问着人生的意义、社会的意义、城市的价值、深圳的方向、大湾区的使命，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在不断地追问和探究，不断在火热实践中回答。
把自发活力还给社会
从英国开始，一个个工业化国家爆发出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财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创造出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幸福。四十年中所有伟大的创造都不是贯彻落实出来的，世间所有的幸福都以“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为前提。
任何人类的共同体都具有三个维度：政府、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将市场从政府独立出来，由企业家自主依法承担风险整合资源创造财富，前四十年的广东珠三角和深圳就是这样，因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在短缺时代提高收入能带来明显的幸福感，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获得感与幸福感边际递减，社会建设的滞后也会令精神的紧张焦虑渐次提升。“先行示范”从从何处先行？
社会不等于政府，就象市场不等于政府一样。政府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社会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行政管理的本能是将公益组织、慈善机构、宗教团体都纳入体制管理，将居民视作服务对象，一方面增加行政成本，一方面削弱社会的自发活力。
其实受助者也可以成为助人者。几年前在香港灵实社区，一个“爱心献社区”的颁奖会深深教育了我。上台领奖的是一些坐轮椅拄拐杖的人，原来他们都是脑中风患者。社工在帮助他们康复的过程中，带他们去探望社区内的孤寡老人，与老人家聊天。这样在语言能力恢复的同时，也排遣了老人的寂寞。他们不仅是“残有所助、病有所医”的受助者，还是“光有所发、热有所放、情有所系、爱有所施”的助人者。一个美好的社会就是这样令每个人都能发光发热获得助人的成就感。
“磨房深圳百公里”是深圳民间自发举办的一年一度大型户外徒步活动，每年会有不同的户外主题，“驴子”们、志愿者自发组织、参与，至今已经组织了20届。每一年他们都会提出一个主题，例如2001年“用双脚丈量深圳”；2004年“回归自助、团结协作、体验徒步”；2013年“走过不留痕”；2018年“美好生活、幸福深圳”。类似的社会公益活动还有蛇口无车日等。社会自发、政府各部门支持、公众参与成为最佳组合。
如果说，以往四十年是将自发的活力还给市场，企业自主经营、政府引导监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财富，那么未来的几十年里，大湾区把自发的活力还给社会，社会自我成长，政府指导监管，一定会创造出超过以往世代总和的幸福，中华的复兴就确保成为人类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