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9日下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朱英教授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403报告厅，在学言商，为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1920年代的商会与商民协会》的讲座，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孙江教授主持讲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恭忠副教授和武黎嵩老师亦出席讲座。
上图：朱英教授
朱老师首先对于报告所关注的主要时代背景进行了介绍，朱老师指出，从革命的角度来说，1920年代的特点是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同时从辛亥革命时的精英话语，转换到了国民层面，各阶层都参与到了革命活动之中。社会生活出现了泛政治化，泛革命化的现象，并在之后愈演愈烈。
接着朱老师对于商会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清朝末期社会出于对官商关系的反思，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民间商人都纷纷呼吁改善官商关系，都认为要效仿日本，成立新的商会。1903年商部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朝廷，要求成立商会，很快就得到批准，1904年很快就在上海成立了商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已形成了一套商会的组织网络。朱老师说，商会是一种新的商业团体，不同于传统的会馆，同业公所，打破了原先地域和行业之间壁垒森严的隔阂，是一种贯通链接官商的全新组织。所以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各行各业的工商业从事者第一次团结为一个统一的集体，登高一呼，众商皆应。而商会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商会自成立之后就受到了政府的鼓励，授予了许多的权利，对于商事纠纷有仲裁权。商会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但是又作为民间人士，这就造就了一种新的地方精英。但是朱老师同时指出，商会本质上只是一种商人团体，是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所以以往对于商会的指责多出于无理，是让全民族的职责都由商人一个群体来承担，要求商会来负担中国社会所有的成本，是极其不合理的。
上图：孙江教授和朱英教授
商民协会的出现则与国民党与商会的关系有关。孙中山和蒋介石素来出于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贫富不均的考虑，对于商人批评颇多，事实上其中很多是误解，所以孙中山面对一系列挫折之后，都没有想到动员商人来参与革命，反而不如立宪派。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之后，立宪派马上意识到需要呼吁将商人纳入进来。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之中十分请愿书就有三份事商会递交。国民运动期间发生了一次事件进一步影响到了孙中山对于商人的看法，就是广州商团事变，以往对于广州商团事变多称呼为是反革命运动，认为这是出于英国政府的煽动，然而事实上找不到任何的资料，实际上是国民党为自己的镇压寻求正当性而扣上的帽子。到了国民党改组之后，兴起了革命浪潮，动员了大量人民参与革命，就涉及到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等，其中就有一个是商人运动，国民党而认为商会是不革命，反革命的商业团体，而需要动员广大的中小商人来参与革命，所以就要来组织一个中小商人得革命的商人团体，叫做商民协会。所以商民协会是在1925年开始出现。1920年间把商会定义为反革命的政治团体就使得商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层政治危机，同时工商业由于泛政治化的影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国民党二大之中商民运动决议案中，其中一条就是对中国的商人划分了各种的档次，其中指出大商人不仅不革命，而且因为和帝国主义联系密切，所以还反革命，所以我们需要动员革命的中小商人，通过中小商人来进行革命。我们常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就出自这里，所以这实际不是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来自于国民会议的一个决议案。尽管国民党对于商会多有不满，但是首先国民党当时的辖区仅限于广东，没有能力取消全国的商会，所以只是在决议会中很明确的说，在革命发展到恰当的时期，就用商民协会取代商会。在决议案公布之中，商民协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相比，仍然相差很多，所以长期受到研究的忽视，认为商人没有或者很少参与国民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商人，主动或被动，都开始谈论革命，商会是被动的，为了洗刷自己反革命的罪名，必须投身革命。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在商言商的商人，开始大量谈论政治。而造成的混乱，就是商会和商民协会之间的矛盾。商民协会要发展，前面横着的一座山就是商会，所以尽管有国民党的支持，商民协会依然面临困难重重。但问题是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分歧相当的大。商会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之后就拼命地讲自己的革命历史，主要是辛亥革命之后商人们对于革命军和革命政府的种种帮助，商人们对这些历史大肆宣传。同时更重要也更实际的是商会对于国民革命给予了大量的支持，这就使得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市裆部发生了强烈的分歧。省市党部希望通过取消商会来促使商民协会得到重大的发展以获得政绩，然而中央却又需要商会的支持来进行国民革命。直接的后果是在各地商会和商民协会之间矛盾不断，尤其是在两个地方，长沙和南昌，直接发生了暴力冲突。这两次事件引起了全国商会强烈的不满，国民党中央为之不得不专门召开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在目前阶段，为了国民革命的支持和工商界的混乱，不能取消商会，最终通过两者并存的决议：商会是本党经济利益之所在，商民协会是本党政治利益之所在，要求各地商民协会在报批中央之后，不得自行接管商会，暂时压下了第一次商会存废之争。国民党中央以为这样的说明可以避免两党之间的矛盾，然而尽管之后商会和商民协会在经济上多有合作，但是一到政治话语上， 就水火不容。而这一切的根源，实际在于国民党在一开始对于商会草率的定义，并且草率做出的解散的决定，自己给自己造成了麻烦，所以之后一直在试图对此进行微调。
上图：朱英教授在演讲中
朱老师说，1927年，国民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由过去革命的破坏进入革命的建设，首先就是经济建设，而在其中能够发挥作用的肯定是商会，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国民党对于《商会法》进行了修订，突出商会的作用，对于商民协会越来越不利。三大之前，商民协会和地方商民部联合起来，又掀起了一次要求废除商会的浪潮，然而尽管三大上上海和浙江代表提交了议案，三大上甚至没有讨论这一问题。1928年上海的商会和商民协会又发生了冲突，轰动中外。之后上海总商会就一直关门，停止办公。国民党派人到上海，组织了一个上海工商团体整理委员会，然而出乎舆论意料的是，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国民党最终做出的决定竟然是最终下令取消全国所有的商民协会，而对商会进行改组。最终，围绕商会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纷争以商会保留、商会协会被取消而宣告结束。朱老师认为以往的研究，往往直接跳过了商民协会的过程，直接关注国民党对于商会的整顿，认为这是国民党一党体制之下对于民间团体的压制，这是过去商会研究的一大失误。其实国民党对于商会的整顿，恰恰说明商会获得了生存的空间，而经过整顿之后的商会，尽管有些受到了限制，但是保留了民间商人团体的性质，并没有变成一个国民党的御用团体。
上图：今之商会总商会旧址
最后，朱老师说，商会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他举例说甚至可以说，在可见的资料中，中国投票选举的制度，最初就出现在1904年的商会之中。所以对于商会不能用单个视角，而应从整个文化，政治视角出发，才可能有新的突破。不能就一个小问题谈一个小问题，这会存在很大的局限。
孙老师总结说商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国民党在推行匀质化的一体统治之中，尽管希望取消商会，但是最终自扇耳光，取消竟是它们自己成立的商民协会。朱老师论述的这一饶有趣味的过程非常的精彩，使大家甚至忘记了时间。
报告结束之后，历史学院师生们就国民党左派和商会的关系，以及民国时南京电影的特点，与朱老师进行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