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秋，《辛丑条约》墨迹未干，那个最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迫不及待地提出修订商约。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清政府迫于无奈，勉强答应列强的条件。时间拟定于第二年的春天，地点选在上海。英方代表马凯（James Lyle Mackay）为争取谈判的主动，事先征询英国商会以及在沪和明商会的意见，提出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一揽子修订商约的方案。懵懵懂懂还不明白商约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什么影响、什么结果的当口，吕海寰、盛宣怀匆匆出任了负责谈判的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虽为谈判老手，但是苦于本国没有商业法规可作依据，也没有商会可以咨询。此时此刻，酝酿设立本国的商会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也就是在那一年底，盛宣怀会同上海绅商严信厚、郑观应及上海道袁树勋等人共同磋商，决定在短时期内筹设商会。
郑观应因《盛世危言》的广泛影响被时人所熟悉。他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今泰国）、西贡（今越南）、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商情，逐一绘图贴说。次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拘禁，几年后才得以解脱，隐居澳门近6年。在澳门隐居时期他撰成了《盛世危言》。《盛世危言》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实学人才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密切，他曾由盛宣怀保举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盛宣怀提出设立商会之初，郑观应是主要的谋士之一。
另一位人物就是被誉为“中国商会第一人”的严信厚。严信厚（1838~1907），字筱舫，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读私塾，辍学后在宁波鼓楼前的恒兴钱铺学徒，1855年赴杭州，在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职，深得胡雪岩的器重。1872年胡雪岩向李鸿章举荐，严信厚得候补道，加封知府衔。据称：严信厚喜好书画，尤其擅长花卉鸟兽，将自己精心绘制的扇面赠与胡雪岩，胡雪岩转赠李鸿章，李鸿章爱不释手，深为赏识，委派严信厚办理天津盐务。严在天津10年，事无巨细，尽力尽责、左右逢源。但盐务毕竟是肥缺，他自己也开设了同德盐号，遂积聚万贯家财。由于盐商进出都是大笔买卖，钱款汇兑依赖票号，票号中间截取手续费，于是严信厚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源丰润”分号遍设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形成汇兑结算的网络。不久，严信厚活动的重心也从天津移至上海。其间，他被派为上海道的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事宜。同时被聘为华新纺织新局协理。嗣后，又受盛宣怀委派，筹备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任首届总经理，成为商界一言九鼎的人物。
清政府在上海物色主持商会的人物，严信厚进入了盛宣怀的视线，反过来讲，上海商界也少不了如严信厚这样既有工厂、商号，又有银行、票号的人物。对于商会，严信厚是衔命而办，他拿出自己在南京路五昌里的房屋作为会所。1902年2月22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在沪各会馆公所董事70余人聚议，宣告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会后，盛宣怀颁给“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木质关防，同年9月清政府批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设立。
称严信厚为“中国商会第一人”，实是对他为建立商会制度不朽贡献而作的评价。中国商会第一份章程，即《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暂行章程（六条）》出自于他的亲笔。这份章程概括起来仅18个字：“明宗旨、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追逋负”。
《章程》第二条“通上下”是严信厚顺着兴办商会为了振兴商务的宗旨而言，他察觉到“今官急欲保商而无所措手，极欲恤商而无从著力，”原因是“中国官商隔阂，由来已久，盖其中事皆隔膜，无承起上下之人，交杂华洋，无开通关窃之法”。他期望“官商一体，兼卑相顾”，并对比“西人以商为四民之首，非无见也”，而传统的“士农工商”，将“商”位于“四民”之末，觉得本国应该提高商民的地位。严信厚最大的贡献是把商会的作用确定为“上传官府之德意，下达商贾之隐情，务使（官商）融洽联贯，有可以藉手著力之处，随时禀请办理”。他的意图很清楚，认为商会是官府与商人联系的媒介，恰如一座桥梁，横跨官府与商人的两头。由此可见，认为商会的纽带作用也好，桥梁作用也好，并不是现在的发现，也不是现在的创造，早在百多年以前，已经提出这种观点。
商会与官府以及会审公廨的联系有文献记载也有照片为证，有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出自上海总商会档案全宗，至今已有100年了。画面上的人物依稀能辨认出几位：前排坐者左三是曾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副总理的周金箴。周金箴亦商亦官，官至花翎二品顶戴指分江苏试用道。前排坐者左五、六是会审公廨谳员宝子观和聂榕卿。中站立者左一为“钟表大王”孙梅堂。他继承了父亲开设的美华利钟表号，通过批零兼营、股权并购等一系列运作，尤其是接盘南京路河南路的亨达利钟表行，将当时上海钟表业推向高峰。画面中孙梅堂约莫30岁，头戴官帽，似乎已捐了官职。左四的一位叫金琴荪，时为商务总会议员。左五是著名怡和洋行的买办潘澄波。后排3人，其中2人后来都担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左二是大名鼎鼎的虞洽卿，上世纪40年代西藏中路一度称为虞洽卿路，即此人也。右边一位是朱葆三，上海滩曾经有一条马路以他名字命名，现在这条马路叫溪口路。
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到上海总商会中间还有一个过渡。1903年清政府为强调恤商之策，设立了商部。商部开办之初，即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商会简明章程》第二款有这样的话：“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于商务总会。如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烟台、江苏之上海、湖北之汉口、四川之重庆、广东之广州、福建之厦门，均作为应设总会之处。其他各省，由此类推。” 上海被指名应设立总会，根据这一条款，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更名为上海商务总会。机构还是原来的机构，人物也是原来人物，商务总会运作了8年，直到1912年。
辛亥上海光复后，上海商务总会中以浙江籍为主、倾向于民主共和的一部分议董，认为商务总会对革命反应迟缓、行动不力，始终是与革命党人若即若离之旧商会。他们脱离上海商务总会自行集议，提出满清政府已为革命所否认，那么，遵照清政府商部章程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及刊刻的钤记也必然在国民中失去效力，应予取消，决议设立上海商务公所取而代之。不久，上海商务公所又向沪军都督府呈请备案，沪军都督府接受立案并划定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天后宫旁（原清政府出使行辕）作为上海商务公所的办公地址。
上海商务公所组建后，对上海商务总会大加责难。首先，指责上海商务总会以年缴银300两方能成为会员的规定，是一种买卖会员资格的行为；其次，指责商务总会对议董没有勤惰绩能的考查和制约手段，以致议董不尽职责；第三，指责商务总会办事拖拉，忙于应酬，使商界对重大事件和建设缺乏策划；第四，指责商务总会对议事常常争而不休，议而不决，缺乏号召力，就此，提出商务总会必须废除。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后，上海商务总会提出统一上海两个商会组织的主张，公开发表《并合商务总会、商务公所改良办法意见书》。《意见书》发表后，两个商会组织分别召集各业各帮的董事召开会议表决，随即达成共识，以上海总商会的名称合并，以上海商务公所的办公地作为会址，上海商务总会章程暂行延用。同年2月29日起连续数天，《申报》等各大报刊登载了“上海总商会第一广告”称：“民军起义，上海光复，原有之商务总会系旧商部所委任，理应取消，商界又重新组织临时商务公所。现在民国大定，政治统一，应即规定办法，于2月27日邀集各商董会议，公定名称为上海总商会，以昭统一”。上海总商会正式宣告成立。
上海的商会，由商业会议公所、商务总会、商务公所到总商会，乍看是简单的易名，深层次地分析，它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成熟的时期。
《图画日报》这幅“商务总会”图也提到“因会址狭隘，赁屋终非久计，欲购铁马路天后宫余地筑屋，唯地价昂贵，尚在磋商”。以往研究商会的资料只反映上海商务公所资助革命党人陈其美。以陈其美为首的军政府投桃报李，将天后宫“前清出使行辕”地皮赠与上海商务公所。现在得知，商会早就有购买这块地皮打算，只是费用不足而已。“攻打江南制造局”这一声枪响，给上海绅商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成就了梦寐以求拥有自己会所的愿望。
合并后的上海总商会行动迅速，于当年9月开议建楼的事宜。1913年2月得到捐款6250余两，国库券2680余元，各业捐1.9万余两。当月18日下午2时，总商会议事厅破土动工。工程预算为6.4万两，不包括围墙、马路、阴沟、电灯、自来水、装潢项目。各业捐款仅2万余两。1914年9月，总商会再次召开会员大会筹募建筑议事厅的费用。大会议决：向已认款而未缴的各会员商催，向未捐款的各会员和会友分别劝募，尚有不足钱款由本会借垫。11月因议事厅大楼即将落成，而工费缺口很大，协理朱葆三提议以总商会名义出售无利公债票，以5年为限，分年抽还，并请各行业在入会经费外再加几成，另款存储，以备清偿。此方案经公决通过。1916年初，以议事厅为主体的总商会办公楼竣工。办公楼有3层，一楼有车库和办公室，二楼有大议事厅，三楼设有会议室，楼顶是一个露天大阳台，楼外是宽畅的庭院，设有两道铁门，门内西南角竖有建造碑及碑亭。建筑决算计12万余两。
总商会大楼行将竣工，1915年总商会的领袖们正筹划举办商品陈列所。其时，电视传媒远未出现，广告只能从报纸、杂志刊出。消费者认识世界的途径有限，直观地了解商品以及功能惟有通过陈列展览。该年10月总商会在办事机构中则设立陈列股（科），具体进行筹划事宜。订定《上海总商会筹办商品陈列所章程》，并选择总商会大楼东偏北临近河南北路的基地建筑商品陈列所大楼。1919年春动工兴建，历时一年。该建筑占地724平方米，楼高三层，总面积为1625平方米，分隔成18个空间，总费用为68143银两。
1921年11月1日，总商会商品陈列所隆重开幕。美国商务参赞，瑞士、比利时、瑞典、日本等国领事，农商部代表沪海道尹王芷扬，江苏省长代表上海县知事沈宝昌以及报界人士等500多中外各界来宾出席。知名人士马相伯发表了提倡国货的演说。然后，来宾依次参观了一至三楼的美术部、饮食品部、农林园艺部、机械部、染织工业部、制造工艺部、矿产部、水产部、化学工业部、药品部、科学仪器部的各类展品。
从商品陈列所留下的图片看，既有轻纺产品，又有机械产品，陈设上方悬挂着匾额“表扬国产”、“精华荟萃”。对国货非常的重视。商品陈列所常年陈列的全国各地展品有34400余件，平时免费向社会各界开放，据统计：参观人数1925年3.45万人次，1929年达16.73万人次。同时，在商品陈列所内设立售品部。售品部专门代理国货厂商推销优良产品，销售方式分为即时、约定、通信3种，价格根据厂方售出商品的销售价酌定。
总商会时期，商品陈列所先后举办几次比较有影响展览，如：1922年10月的蚕茧丝绸展览会，1923年10月的化学工业展览会，1928年的夏秋用品国货展览会。商品陈列所还先后为直隶工艺观摩会、汕头总商会商品陈列所、青岛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江苏省第三次地方物品展览会、西湖博览会、芜湖安徽省立第二商品陈列所、荷兰万隆城博览会、美国纽约赛会、美国费城商品陈列馆、暹罗国货陈列馆、小吕宋嘉年华会展览会、霹雳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代理征集中华国货，数量近万件。
商品陈列实际上是为会员服务的手段，为企业打开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作用不可小视。值得指出的是，陈列所根据展出的内容，还多次编辑出版《国货津梁》小册子，详细介绍全国国货工厂、商号的产品、商标、地址，成为会员企业的指南。
1927年蒋介石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代表国民党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26日，国民党上海临时分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派员接收上海总商会，认为该总商会是傅筱庵一手操纵而非法选举产生，命令解散第八届会董。5月，奉令接收总商会的钱新之（永铭）等召集会员临时紧急会议，宣布组建总商会临时委员会。同年11月，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发出通告，认为“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拟应撤废”。上海总商会曾提出不应撤废商会的理由，但是无济于事。1928年12月，总商会鉴于上海称为特别市，改称为上海特别市总商会，获政府批准。1929年5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上海总商会寿终告罄，取而代之的是成立于1930年的上海市商会。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