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自此，“温州模式”不仅成为打开温州这个创造了无数改革奇迹的“潘多拉盒”的“钥匙”，更是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浙江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他要求：“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总结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为全国作示范。”
值此“温州模式”3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改革先锋”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模范生”双重身份的温州带给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以下是“财富篇”。
今年3月29日，“胡润百富”在温州市发布“全球最具影响力温商”榜单，正泰集团南存辉、森马集团邱光和、新湖集团黄伟、奥康集团王振滔、均瑶集团王均金等入列榜单前十强，他们身家少则数十亿多则上百亿。
温州是中国“最盛产老板”的地方。自改革开放始，作为老板、富人代名词的温州人的巨量财富就一直被聚焦于镁光灯下。他们因财富收获掌声，意气奋发；他们也因财富而时常被污名化，“炒X团”的称谓屡屡如影随形，令他们蓬头垢面。
但是，“仇富”心理在温州却从来没有市场。
只要回望温州模式30年走过的坎坷历程，不难为这一结论找到足够的注脚：因为在改革开放中率先成为中国最富裕群体的他们，都是草根创业者；因为改革开放前2/3挣扎于温饱线之下的他们，每个人获得财富的机会均等；因为他们的财富积累史，本质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
“温商十强”8人出身贫寒
多年来，温州已经给人们形成了“刻板印象”：财富之地，遍地是老板、满街跑豪车。网友为温州人算钱的最新版本是——“民间资金高达9000亿元”，温州老板的豪车也在被盘算之列：“2012年温州车管所公布温州车牌的豪车：宾利105辆、劳斯莱斯66辆、路虎3061辆、宝马23993辆等”。
其实，30多年前的温州很穷，且是交通封闭的“边穷”。上世纪70年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段子在温州流传甚广。1978年前，温州平阳、苍南两县有不少人靠讨饭为生。文成县民政局改革开放初始的一次调查显示，全县有104户人家卖儿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占全县35%。该县一位年轻干部下乡发现，一位农民为糊口度日，把老婆典给人家一年，换得二百斤番薯丝；一对老光棍兄弟，由于穷没有钱娶媳妇，后来2人暗地里共用一个老婆。温州某县政府秘书在当时给领导的一份上报材料中写道：“现在县里山区还有‘光屁股’的情况，不少地方妇女计划生育不敢出门去‘结扎’，原因竟然是没一条足以蔽体的裤子”。
温州当时穷困的原因被归纳为“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国家投资少，可用资源少，交通条件差。1978年，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13元，远低于全国134元的人均标准。温州人均耕地仅为0.41亩，不足国家当年人均1.55亩的1/3。温州与外界的交通曾被称为“水（温州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由此来形容温州交通不便。而改革开放前30年间，国家给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占国家对浙江投资总额的3.24%，仅为宁波的1/4，与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符。
那是一片无富可仇的“荒地”。
今年“胡润百富”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温商”前十强中，有9人出生于1951年~1969年，8人出生贫寒，他们的青少年正处于温州最穷困不堪的时期，他们绝大部分来自温州农村的贫困家庭。迫于生计，他们中绝大部分10多岁就开始辍学谋生，历经大浪淘沙，终成亿万富豪。典型如南存辉，13岁时因父亲在田间劳作时被砸伤卧床，南存辉为承担养育弟妹的家庭重担，辍学当起小鞋匠；邱光和14岁辍学谋生，王均瑶16岁外出跟着亲戚卖不干胶……
温州人发迹之初，文化程度普遍极低，因此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创业者。没有文化就敢于带着脱贫致富的浑身胆气创业，一直是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写照，也成为贫困之于温州留下的痕迹。
因此当贫寒出身的南存辉们作为财富榜样崛起时，他们收获的必定不是仇视，而是由衷的羡慕与钦佩，进而成为学习的榜样。2001年3月，《温州晚报》推出“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大型调查，南存辉跻身包括雷锋、张艺谋在内的10位当选者之列，评语是：“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温州人急欲填饱肚子的原始冲动，以及极力摆脱贫困的朴素追求，无疑是创造“温州模式”奇迹的最强原动力。
民众书写创富“血泪史”
1980年前后，中国的各个角落冒出了一批操着奇怪方言、形色匆匆的神秘人群。他们是推销纽扣、晴纶布或电器的商贩，或是弹棉、修鞋、做裁缝等的手工艺人，这些人省吃俭用将这些钱汇往了同一个地方——家乡温州。
正是这群游走于大江南北的温州人，使温州在改革初期迅速崛起。1986年底，温州700万人口中有200多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当地家庭作坊增至14.65万户，有数百个专业市场，其中乐清柳市电器市场、桥头纽扣市场等十大市场被誉为中国改革的“东方启动点”。
每个勇于摆脱贫困闯荡致富的普通温州人，都在书写各自的“血泪史”。
多年前，一个叫吴伯康的温州人跑到拉萨，第二天就气喘吁吁地摆摊做起了修鞋生意。时值寒冬，高原刺骨的强风刮得帐篷噼啪作响，他身边却没有任何取暖设施。一年时间，他从拉萨邮局汇出2万余元。
在银川市区明德路上的“小温州”服装店里，一对温州来的夫妻搞起了个体裁缝店，一个7斤重的女婴刚刚降生。早在怀孕时，双方家长就多次催促女主人回老家休养待产，但就在婴儿落地前的3小时，女主人还在店中接待顾客。
来自温州苍南宜山区的潘志超，挑着1000多套再生晴纶衫在巴蜀山水间游走着。他的经验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产品越好卖……
他们不仅收获财富，有时也面临着不测。1981年，温州市公安局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急电：“北京市西单发生一起罕见的杀人碎尸案，经初步侦查被害2人均为16岁左右的男性，来自你市永嘉县江北乡”。最终被证实两名死者为一个半月前去北京推销纽扣的15岁温州永嘉孪生兄弟黄晓凡、黄晓林，因推销过程中与他人发生纠纷被害。
1983年，西安市发生一起特大谋财杀人案，一位私人旅店老板将16岁的高某、19岁的郑某和21岁的叶某等3名温州个体女商贩杀害……
苦累与风险都挡不住温州人奔走各地赚取财富的步伐。截至2013年的统计，有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有约200万人遍布全国各地经商创业，在全国211个地级以上城市成立了温州商会，在外创办企业2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
流血、流泪甚至付出生命，温州人获得财富没有捷径，唯有放胆一搏和几多艰辛。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斯为“温州精神”。
2004年“温州购房团”声名鹊起时，人们惊叹于温州人的投资头脑。有媒体采访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问“温州人的创富优势靠什么？”同样身为温州人的李强回答：“温州人能吃苦。别的地方人也能吃苦，为什么说这就是温州人的优势呢？因为温州人能做到在他很穷时能吃苦，富裕起来还能吃苦；在他当小老板时能吃苦，当大老板的时候还能吃苦；在没有文化时能吃苦，到了知识时代还能吃苦。这就是温州人很特有的东西。”
这就是温州大众财富积累的核心秘密。一位多年关注温州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发现，即便温州与温州人的财富时常被污名化，但在温州，“仇富现象”从未出现过显性化的发酵：“在温州，如果你‘仇富’，人们就会反问，别人能通过吃苦创业致富，你为什么不能？”
公平追求财富的机会均等
“温州吃不饱饭的和10亿以上身家的人数量都很少，中间阶层的人数最多，财富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菱形分布。”温州著名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表示，温州民众财富积累开始得最早，而且都是自下而上从农村最底层开始，这些先富群体往往又有很强的家族观念，一人致富后带动一族人脱贫，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财富的菱形分布，在温州改革开放初期崛起时就形成了格局。1985年，温州市工商部门选择商品经济活跃的苍南、乐清、瑞安等几个县的147名购销员做问卷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购销员70%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不少购销员甚至是18岁以下，其中小学和初中文化占了84%。业务经营状况：年购销额3万～30万元范围内占70%，最低1万～2万元仅占2.74%，最高100万元以上占2.1%。从购销员的年龄分布、学历和业务额分布情况来看，大量是青壮年的农村低学历人群，不存在垄断或权贵背景的状况。
有学者对温州的这种财富结构给出形象的比喻：这是一位“腰部”粗壮的农妇，长相不怎么漂亮，姿态不怎么优雅，但身体强壮，行走如飞。
这恰恰证明，温州人公平追求财富的机会是均等的，其普遍从事的工商业，本质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财富差异的原因仅仅体现了个人才能的不同，两头小中间大，合乎概率。
在本世纪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项调查中，问：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有48.5%的受调查者回答“不太多”，仅5.3%的人回答“很多”。北京一位学者发现，令国人怨气冲天的“仇富”情结，主要源于国内几次大的财富分配机会，而权力圈中人或与之关联者有超乎寻常的胜出几率。
温州是例外。
2000年5月，温州一家机构同样做过一次关于财富来源的问卷调查。在足以代表民间声音的156份有效问卷中，57%的人认为温州老板们的钱是靠才能挣来的；37%的人认为是苦干出来的；仅有5人怀疑老板们的财发得不明不白。
与南存辉等顶级富豪一样，温州庞大富裕群体大多从社会底层而来，从中很难寻觅到背景显赫的权贵者身影，彼此走向富裕的起跑线是一样的。无论是行商走贩、家庭作坊主还是规模可观的企业集团掌门人，很少有人凭借以权谋私或者靠独享性垄断霸占资源致富。在这样的社会坐标系上，人们对创富的态度相对平和，成功者必然赢得掌声和喝彩。
由于温州改革的全民参与性，其改革又坚定且日渐成熟地追寻市场取向，每个人获取财富的机会相对均等，财富的积累亦相对均衡，“仇富”心态势必难以成为主流意识。由此，因财富裂变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消融于无形，进而带来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