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讲述了林老板这样一个谨慎而又精通生意的小商人，但在外受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压迫，内受国民党官吏的敲诈，还受地主高利贷的剥削，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为大势所趋，先是当局以爱国为由，出台“封存东洋货”的政策，使林先生不得不去请商会会长出面，从中斡旋，“斋斋那些闲神野鬼”。他不得不将金项圈拿去兑换，给党部里送去大洋四百块。这才得到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商会会长经过林家铺子时，就曾来提醒林先生：卜局长那边，你也得稍稍点缀，防他看得眼红，也要来敲诈。后来是镇上的卜局长“中意”林先生之女阿秀，要娶她做妾。林先生不同意，便招致了“拆烂污卖贱货，捞几个钱就打算逃走”的罪名，接着便是被县党部扣留。为了赎人，林家只得按商会会长的示意，送上两百元，就这样把林先生遏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1-2]
创作背景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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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铺子》是茅盾于1932年6月发表的，当时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林家铺子》和《春蚕》描写的都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动乱生活。“一二八”后，茅盾曾经回到故乡小住。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已经将农村经济推入破产的境地，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炮火更加速了它的崩溃。原先曾经是相当富庶的江南农村及小市镇，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些都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由此创作小说了《林家铺子》。 [3]
人物介绍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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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板
林老板，他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很有个性的小商人，他熟谙生意经，刻苦耐劳，虽然身处困难，但仍苦苦挣扎把生意做下去，可以说是为了营生才不得不去巴结权贵。他是林家货铺的主人是当时民族工商业者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林老板是一个生命顽强的人，他在三座大山压迫里找出裂缝，狭缝里重生。林家铺子虽然遇到种种困难，但他总是有办法把生意做的红红火火，林老板又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当朱三太老要账时虽然自己手头紧，但是为了人家能买上年货还是给人家的账款给还了。上海人来要账时，想尽办法为其收集账款，这小小的细节体现了他守时守信的一面，不过同时他也是一个剥削者，剥削比他更低一级的人，比如去王老板家要货时毫无情面，和对会长时的态度简直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态度，这同时也是体现其欺软怕硬的一面。在后面选择逃跑时并没有顾忌比自己更艰苦的人的生活，放下欠款独自逃跑了，这也是引起张家嫂嫂孩子被踏死的间接原因，这就是其剥削的一面。小说中林老板形象的成功塑造，从侧面证明了林家铺子的命运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的必然结果。在林老板身上，充分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无知，面对外来打击，没有有效地反抗应对，只是一味地消极逃避。 [4]
林太太
林太太，是这个货铺的老板娘，她是一个非常疼爱女儿的慈母形象，他舍不得林小姐受半点委屈，而对朴局长的“求婚”，她将女儿许配给寿生，表现了旧社会妇女“宁愿粗食布衣为人妻，不愿锦衣玉食为人妾”的高贵的传统心理。除此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太太的打嗝，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了几十次打嗝，把打嗝作为了穿插故事起伏的背景。随着故事情节的曲折起伏，各个打嗝呈现形式也不同，比如出现紧急危险情况时“林大娘会打嗝如连珠炮般的接连打的不停”，知道朴局长看上林小姐后，她打嗝的声音邻居都能听的清而且说话尽量抑住那些涌上来的嗝，喘着粗气说。但是当对林家有利的情况和遇到令家比较舒心的事情时，这种打嗝声就会减少。面对外来打击时，林太太似乎比林老板做到略好。尽管她仍然无法摆脱愚昧无知，例如“几乎什么事都祷告”，但她疼爱女儿，在面对朴局长的“求婚”，当机立断地将女儿许配给寿生，让丈夫带女儿逃跑，选择自己留下来应对，不得不说林太太相较林老板而言更加果断，其魄力亦不是一般女性所能达到。 [4]
林小姐
林小姐，是林老板和林太太的独生女，她成长在从小衣食无忧的环境中，自然养成娇惯的性格，但其本质是好的，对于黑麻子之类就有一种几乎发于本能的憎恶，而当林太太将她许配给寿生时，“她的泪痕中含着一丝笑意”，全然没有攀龙附凤的等级差别，这一点是可喜的。
寿生
寿生，精明能干，忠诚，他是林老板的左右手，当林家铺子面临关闭之际，他对当时的反动统治集团没有任何幻想，劝林老板出走，这是其“微弱”反抗的表现，至于出走后怎么办，他却并无“远见”，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小店员自身局限性所决定的，但对他那个阶层来说，还是有一定进步性的。
作品鉴赏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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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想
命运的悲剧
《林家铺子》表现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有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虐和军事侵虐，有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人民的压迫、榨取、凌辱和侵虐，有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有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光了的农民的呻吟，有资本主义商业萧条景况以及由此而来的同业间的竞争，倾压以至破产，有国民党党棍们和他们的走狗群为非作歹，也有老百姓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和带有盲目性的抗议行动。所有这一切都纠结在林家铺子的破产过程中显露出来，林家铺子和它的主人就置身在这蛛网一般的矛盾中。这种种矛盾和他们相互间的作用造成了林家铺子和它的主人的可悲命运。 [5]
《林家铺子》是茅盾小说中一篇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的小说，它通过描写一二八事变前后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市镇林家百货小商店由挣扎到倒闭的故事，成功的塑造了林老板、林太太、林小姐和寿生等一系列具有时代的共性和人物个性的鲜明形象，揭露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那个令无数人无法安生立命的黑暗社会。茅盾曾说过，“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绝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由他的这句话去联想《林家铺子》的悲剧，便呈现出了以林家铺子倒闭为缩影的时代的社会的悲剧。整篇小说由林家铺子生存与否的跌跌撞撞为主线，以小说情节的跌跌宕宕为内容，勾勒出一幅旧社会时期的缩影图。展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小商人依靠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分享剩余价值。他们也具有剥削阶级的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本性。但是，从他们所拥有的资金和雇工情况着小商人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仍有很大的区别。 [6]
民族资产阶级在困境中挣扎
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侵虐中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小说就是以这种矛盾作为生活背景的。但是作者从当时的现实里看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还有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还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种阶级矛盾又和民族矛盾纠结在一块，并且相互影响着，并不是真正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虐，而是为了敲竹竿；军队不去抵抗侵虐者，却已向人民借响、拉夫为能事。作者就以民族矛盾为背景，大力揭露阶级矛盾，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这样，小说里就出现了面目狰狞的党员们，出现了挽着空篮子的贫苦农民。其他像鬼钱庄经理。裕昌祥掌柜吴先生、总是微笑着的商会会长，代表了尔虞我诈的资产阶级的一群。当店铺伙计的怒喝、摊贩的“白赖”在客寓里、难民的抢购日常用品等等细节也烘托出旧社会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这些都表明了：作品是以林家铺子为枢纽，深入地揭示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因此，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小商业资本主义家林先生的怎样倒霉，怎样完蛋了。事实也是这样，尽管林先生最后逃亡了，事件并没有结束，事件已经影响到其他人：小债主朱三太、张寡妇等等。林先生破产了、她们也濒于饥饿的边缘；党棍们漠视人民疾苦，并且横加压迫，终于逼疯了张寡妇。作者写出了小店主的悲剧，及普通人民的悲惨生活。作品以小商业资本家林先生为主人公，写了他的悲剧命运，也就是从文学反映生活的角度提出了民族资本家向何处去的问题。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挣扎着的困境，它在客观上提示了这样的思想；民族资产阶级也必须起来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压迫，是具备着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性的。 [5]
作者深刻的眼力和深入的笔法来自对社会的周密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有了正确、全面的理解，才能够不为一事一物所局限，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恰好地选取了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事物，表达深刻的主题思想。这样，小说的思想意义就极深刻，而且密切地联系着现实。 [5]
艺术手法
《林家铺子》的表现手法是由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矛盾间的关系等等决定。由于当时现实的矛盾的复杂性，作者就运用曲折的情节来反映它。 [5]小说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社会分析的深刻内涵和成功的艺术形象的创造，它还让读者从林先生的商业经济活动中了解了旧中国乡镇商业经济的基本模式，商品销售的管理方法、促销方式、公共关系的复杂及其处理，以及在时代大背景中的悲剧命运。 [2]
悬念式开场
开头是进入小说世界的门槛，进入词语世界的门槛，跨过门槛就进入作者虚构的世界里。《林家铺子》的开头运用设悬念的方式开场，以林小姐生气、林大娘不寻常的举动开始，开门见山地阐述了小说背景、社会矛盾，之后在第一章的逐渐描述中，悬念逐渐清晰，便开始铺垫对后继故事的叙述。这样的开头为整篇小说打开了一个精彩的“楔子”。小说的结尾，有点出乎意料，原以为会以林家人物命运的描述为结局，但最后竟是以一个无名寡妇的命运结束。似乎以一个在小说中没出现过几次的人物为结束对象，有点跑题，没抓到重点。其实不然！张寡妇在小说中是一个多次遭受悲惨命运的妇女形象。从她的丈夫死于战争，到受到警察的亵昵，到唯一的儿子也死于慌乱中的暴力，到最后唯一活着的自己也不得不变成了一个带哭带嚷的、快跑的、头发分散的疯子。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重重打击，这个瘦小柔弱的妇女成了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作者用转移人物的写作方式，多角度地侧面描写，让读者在众多人物身上找出共性，深层探究造成这种规律的最终原因，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空间，提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7]
悬念式情节
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一波多折。小说一开场就写林小姐从学校回来撅起小嘴唇，不照例做平常做的事，还设下悬念“听到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问她肚子饿不饿……但今天却作怪，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这些极反常态的举动增添了小说的情节悬念性，引人入胜地推动读者继续看下去。紧接着，在小说第一章发现了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心词——东洋货，从中得到了答案。原来是“一二八”上海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一致抵制东洋货以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和憎恨。而身在民族资产阶级家庭下长大的林小姐，当然生活条件比一般人好些，穿的衣服自然也是较好的，如东洋货。这一事件的矛盾作为小说的开篇，为后文矛盾的激化以及其它矛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林先生在第一章中收到一封信，信上说，若明天明秀（林小姐）再穿东洋货的衣服去学校，他们就要烧呢！从这句话，足已看出情节的严重性，小说的跌宕也从此展开。由于国人抵制东洋货，也牵连到林家铺子的生意濒临崩溃。第二章中将第一章引发的问题继续延伸，导致不仅林家的东西卖不出，还导致债主一个个上门讨债，欠别人的没钱还，别人欠他的拿不出，这种恶性循环加剧了情节的波澜，一环扣一环地发展着。第三章中将矛盾趋于缓和。林先生用尽千方百计，如“一元店”“大放盘”“大廉价照码九折”等方式，使店里的生意有了突破性的好转，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跌”之后“宕”的出现，使小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作者在第四章才安排寿生（林家铺子的伙计）回来，看似有点“晚”，实质是设下一个长远的悬念，让读者带着对寿生去向的疑惑继续读作品。虽然寿生将上海的债都追回来了，但也还是不能还清收账客人的钱。于是难题又再次出现。这一次的难题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作者在第五章设下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年将四十的卜局长想娶林小姐作老婆，想要她替他生儿子，若不同意，“好日子”就等着过了。这一两难的选择，使得林家上上下下都不安宁。在第六章，林家终于作出了选择，虽然他们明白“谁有势，谁就有理”的道理，但在家族前途与子孙幸福的大事上，父母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体现当时国人在危难时刻表现出的亲情观和家庭观。第七章最终还是以林大娘、寿生落难，林家铺子倒闭为结局。整部小说几千字，用简洁明了的文字，迅速推进小说情节，概括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小说的结尾，看似是一个偶然铺子的倒闭，实质是社会的必然，是当时社会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合的真实写照，突出当时国民统治时期，百姓民不聊生的生活状态。整篇小说的是由林家铺子生存与否的跌跌撞撞为主线，以小说情节的跌跌宕宕为内容，勾勒出一幅旧社会时期的缩影图。 [7]
小说以纵向式结构入手，纵横结合。所谓纵向式即从时间上的顺序出发，来展开对故事的叙述，其相对的横向式是从空间顺序出发来描写。小说前六章中每一章几乎都是以时间的推移开章“第二天”“又过了两天”“这晚上的夜饭”“凄凉的年关，终于也过去了”等等，这种时间推移的方式是小说常用的写作技巧。作者在把握整体时间上的范围内，再从空间着手，进一步展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样不仅能使小说的结构更富于逻辑思辨性，也能使读者读作品时在宏观上有清晰明朗的线条，便于把握全文的精髓。 [7]
细节描写
小说的精确性表现在细节描写生动、构思明确、视觉形象清晰，主题突出等方面。这篇小说细节描写是一大亮点。小说中无论是对人物刻画还是景物描写，都写得很成功。如最具代表性的是林大娘的病——打呃！文章多次写到“打呃”这一举动，并且这“打呃”也有规律。若林家铺子生意好，林大娘这“呃”至多十分钟打一次，有好转。若生意不好那就是以秒数计算，像连珠炮似的打不停。开心了顺利了就少打，不开心倒霉了就多打。作者构思的巧妙性，这种幽默滑稽的讽刺性，将资本家那种贪婪、欲望、唯利是图的性格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小说对景物的描写较少，但颇为细腻。第四章有三处对“雪”细致的描写。第一次是林先生实在交不出给上海客人的全部债款时，作者这样写道“天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渐渐地冻雨又有变成雪花的模样……”如此凄惨的景象，侧面烘托出当时林先生的窘况。第二次描写“雪”是寿生拿钱回来，仍不够给上海客人的债款，于是准备用费神兑换钞票时，却没料到恒源庄的人把票子收了，却不肯付钱，林先生准备亲自去一趟时，作者这样描写“天是当真下雪了，林先生也没张伞……”这里“当真”一词用的极好，似乎老天左右的天气还可以开玩笑似的，这里是为了突出雪下得极大，比平时大，比平时猛，这也预示着林先生去恒源庄的失败。第三次写“雪”是第四章最后一段，作为此段收尾。“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经见白……自从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冷落凄凉的年关！”如此凄凉的时候落着如此凄冷的雪，叫情何以堪，叫人何以忍。作者描写的不同场景的“雪”，都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也真实地再现了战争年代，人们生活的凄苦现状与悲惨命运。它突出小说主题，并让读者思考造成此种悲惨状况的深层原因。暗示国民统治由于黑暗腐败终究要灭亡，会有新的先进的组织者来带领人民走向光明。 [7]
内容富有多样性
小说写作内容富有多样性，即语言丰富多样，多采用对话式，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说到，内容多样的小说，即以众多的主体，众多的声音，众多的目光代替唯一能思的“我”，巴赫金将这种写作模式称为“对话”的模式。《林家铺子》以多个人物的对话为情节发展主要内容，展现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如体现林小姐的娇生惯养、做事不顾后果的性格，“爸爸，你看这块大绸好么？七尺，四块二角，不贵吧？”体现林大娘对独女的关爱倍加的善良母性，“阿囡，呃，你干么脱得——呃，光落落？留心冻——呃……”体现朱三太这种资本家的贪婪、唯利是图的特性，“哦，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共是三个月，三三得九，是九块吧？——明天你送来？哦，哦，不要送，让我带了去。嗯！”体现寿生聪明机灵、忠孝多谋的性格，“师傅，这是天大的机会。上海逃来的人，总还有几个钱，他们总要买些日用的东西，是不是？这笔生意，我们赶快张罗。”等这一系列都是以人物对话语言为主的，塑造一个个典型人物，突出人物不同性格，增加了小说的真实度和观赏性。 [7]
《林家铺子》呈现多重线索
除了林家铺子倒闭过程这条主线外，还有林大娘与她的打呢病症、林阿秀和她的婚事两条映现主线的副线。三条线索相互生发、相互照应着向前发展，既平行，又交错，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把所有的人和事编织得填密无缝，表现出茅盾小说的艺术创造力。林大娘以及她的打呢症候构成作品第一条副线，明晰地贯穿始终。敬菩萨，希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是她的老习惯；永远伴随着她的打呢以及打呢的不停变化是她的老毛病。通过她打呢声音的大小、次数的多少、间隔的快慢、来势的缓急表现出林家铺子经受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林大娘打呢表现出主线故事的张致起伏，揭示出人物各自心情、思想的松弛或紧张之态；同时还说明了林家铺子一步步走向倒闭给林大娘这类人物造成的精神压力以及遭受不幸而又难以摆脱的时代厄运。
林阿秀的婚事作为《林家铺子》的第二条副线内容，把林阿秀婚姻这条副线穿埋其中，以映照主线的变化发展。这条线索的开端是围绕阿秀学校抵制洋货和她要换掉身上洋布料衣服说起，经拐弯抹角，却引向阿秀婚事：她已经17岁，警察局的“什么委员”和“怪叫人讨厌的黑麻子”在阿秀学校演说时，已经“饿狗似地盯住她”。暗示出不测的命运正在等待林阿秀。而在林大娘这一面，已通过她“再过两年，你十九岁，招得个好女婿。呱，我死也就放心了”的话，明确地点出了该条线索的实际内容。并在二、三节故事中，不断围绕阿秀换掉洋布衣服和林大娘烧香敬佛，希望“保佑林小姐易长易大，明年就得个好女婿”内容的延伸，始终牢牢牵住林阿秀婚事这条副线。 [6]
作品评价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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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个小镇上一家洋货店的故事，层层剖剥，不漏一点儿，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私意认为这是他最佳之作”。——现代作家朱自清 [10]
《林家铺子》这部作品，抓住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同时在艺术上也表现的非常出色。当城市、乡镇许多大小企业纷纷停业倒闭，就在这样一个经济崩溃民族危亡席卷整个中国，人心惶惶不安的严重时刻，茅盾的作品及时地将人们关心的生活现象和其中的矛盾斗争加以艺术的概括，揭露产生这一切的社会根源，确实起到了使人们惊醒、感奋的战斗作用。——中国文化学者、历史作家李强 [7]
《林家铺子》的抹黑和否定，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四人帮”妄图全面抹黑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的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对一篇具体作品的评价，而且涉及到对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的态度，涉及到从什么立场，用什么标准去评价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叶子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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