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说，兴城只有两条主要的街道。
小城隶属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海南街和兴海北街平行着横贯市区。从城市的最西端驾车一路向东，十五分钟便能看到渤海。
刘姿岑在兴城出生、长大。2013年她从大连大学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和许多同学一样，她渴望去北京闯一闯。
但北京的设计行业没那么好进，即便找到工作，4000元左右的工资也让刘姿岑觉得很难在北京生活下去。
于是刘姿岑在2014年回到距离北京400公里的兴城，进入了一个曾经有些排斥的行业——泳装。
就这样，刘姿岑开始为家里的泳装厂设计泳装，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泳装二代”。
同样情况的还有39岁的殷乐，他在2011年由于家庭原因从广州回到兴城，经营起泳装淘宝店。
兴城虽小，却生产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兴城市泳装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底全城泳装生产企业已经超过1100户，每9个兴城人里就有1个是直接从业人员，还有许多人在布厂、吊牌厂等配套企业工作。
刘姿岑和殷乐都是6万兴城泳衣人中的一员。
刘姿岑家的工厂在兴城属于中小型，一共20多人。在兴城，这样规模的工厂有大约1000个。
殷乐则和妻子韦叶共同经营着淘宝店“w小调泳衣工作室”，这家走小清新路线的店铺已经开了7年，有着122万粉丝，2018年的年销售额达到1500万元左右。
店铺的发货地址写着辽宁葫芦岛。在淘宝上搜索“泳装”，你会发现大多数产品都从葫芦岛发出。范围再缩小一点，这些泳装都出自兴城。
不过，在殷乐的童年时期，兴城还尚未和泳装紧紧绑定在一起。
“小时候，我总能看见一群得了白癜风的人光着屁股在沙滩上晒太阳。”
他们是部委和国企前来兴城养病、休假的职工。兴城临近海滨，气候宜人，除了有丰富的温泉资源，还完整保存着一座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建国以后，各部委和国企在这里建立了八一疗养院、林业疗养院、中国兵器工业疗养院等几十家疗养院。
迈入1980年代，除了干部和国企职工，从各地来兴城旅游的人也变得更多了。
《葫芦岛日报》记者韩文鑫曾在《泳装与这座城市》一书中写道，还没有太多游人来兴城的时候，海滩总是显得空旷，当地人找块僻静的海滩脱掉衣裳、穿着内裤就下海游泳，胆大的人就直接来场“天体运动”。
外地来的游客让兴城人第一次看到了泳装。1970年代后国家大力发展体育，游泳风潮在全国兴起，泳装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悄然流行起来。于是一些北关村的居民开始模仿着用家庭缝纫机制作泳衣，摆到海边很快就能卖出去。
兴城的泳装行业就这样在1980年代中期萌芽。
但那时做泳装、赚外快的人还是少数，直到1990年代国企改革，东北下岗潮来袭，失去铁饭碗的人们不得不另谋生路，这其中包括刘姿岑的父母刘文艺和吴英。
他们卖过水果、卖过盒饭，还在商场开过档口卖衣服，却都没有持续太久。1993年左右，他们做起了泳装。
早期刘姿岑家的工厂很小，厂子后面就是住家。早期兴城的泳装大多都产自这样的家庭作坊，衣服没有什么设计感可言，人们看到沙滩上有哪些款式就依样制作。工厂有了版师之后，泳装又由版师一并负责设计和打版。
刘姿岑小时候对泳装行业的印象算不上太好，“爸妈没什么时间理我，很辛苦。有一次幼儿园放学他们忘记来接我，其他小朋友全走了，只剩下我和门卫大爷坐在门口哭。”
那时泳装厂如果要做大，便要“跑市场”，也就是工厂老板自己跑去沈阳五爱服装批发市场、北京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等推销产品，零售商订货后会再把泳装销到国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例如哈尔滨市场的商品就多出口俄罗斯。
尽管在泳装厂长大，刘姿岑在成长过程中却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直到长大后真正踏入这一行，刘姿岑才从父亲刘文艺那里知道跑市场的故事。
1990年代的哈尔滨黑社会横行，从哈尔滨收完季度货款回兴城的路上总有拦路抢钱的黑帮，“把刀抵在你的腰上”。
所以，刘文艺会把货款收进内裤上缝的袋子里，再在身上放着一、两百现金留着给人。如果钱被抢了，这一批货的资金链就断了，下一批便很难继续做下去。
王娜也是长大后才听到与之类似的故事。她是兴城最出名的泳装二代之一，母亲刘雪莹是兴城“刘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加上舅舅刘大维，他们从1987年春天开始制作泳装，是兴城第一批泳装人。
刘雪莹跑唐山、天津到上海、连云港一线的市场，妹妹刘雪娟和刘雪艳跑北京、哈尔滨以及辽宁。
1990年，她们创建了兴城第一家泳装企业远航制衣厂，并在两年后首次使用有弹力的涤纶和氨纶高弹面料，代替本身没有弹力、仅靠布料内侧橡皮筋产生弹力的泡泡纱面料。
自此，兴城泳装进入了新阶段。
但那时，王娜对这些新发展并不了解。1990年代初，她便远离家乡，去往辽宁省体校念书，进入省队。大学则考进北京首都体育学院，之后和在省队相识、后考进上海复旦大学的张存成为恋人，二人在2000年代初分别就职于北京海淀区高中和方正集团。
13岁到28岁的15年里，王娜只知道家里是做泳装的，却从未想过会回到五线小城兴城。
“只觉得这里是个小县城，很多年没有任何变化，就连28岁回家逛街遇到的烤地瓜的人，都还是我13岁离开时的那个。”
尽管如此，王娜还是在28岁那年回到了东北。刘家四人在1990年代末分开各自单干，刘雪莹在2000年左右创建了欧曼制衣。但原本要接手家族企业的王娜的哥哥因病去世，刘雪莹也已年过60。
于是王娜成了那个接班人。2005年，她离开北京，回乡把公司名称改为了英华泳业。
事实上，泳装二代的父母大多不希望儿女从事这一行，“已经用一辈子的辛苦换来子女的幸福，就不希望我们再吃苦了。”
可是阴差阳错，总有和王娜经历类似的人要回到兴城。而王娜对泳装行业几乎没有丝毫了解，也不知道自家公司到底有哪些客户。
回家后，王娜开始逐渐熟悉业务，和丈夫一起从每个环节学起，用一年时间摸清公司内部的各种体系和流程。
2000年左右，兴城规模较大的泳装厂都逐渐从生产内单转为做外单，为海外品牌做代加工。有些公司做南非市场，有些公司和韩国品牌合作，王娜家最多的订单则来自欧美。
接外单的泳装企业几乎不需要自己做设计工作，有70%的泳装都是直接根据客户来样进行制作。王娜家做的最多的泳衣是款式性感的比基尼，而主做南非市场的工厂所生产的泳衣，光是胸罩罩杯就和亚洲人的屁股一样大。
王娜回家后，公司的比基尼越做越多，工厂的机器声四季都在轰鸣，企业销售额每年都在翻倍增长。直到2008年，大大小小的厂房忽然都变得安静了。
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致使泳装海外订单骤然减少，王娜公司的年销售额锐减一半，员工也流失了三分之一。
那一年，兴城所有主做外单的泳装大厂几乎都遭遇了灭顶之灾，有些工厂甚至完全停工。做内单的小工厂则勉强生存。
但也是在那一年，兴城另一批人却迎来了新生，他们是在淘宝卖泳装的电商从业者。
“如果没有电商，兴城的泳装行业还会是非常老旧的，兴城的经济可能也完了。” 开晓璇对界面时尚说。
开晓璇的丈夫周佳是兴城第一批电商人。周佳的母亲和刘氏三姐妹中的刘雪艳是同学，高中辍学后他到刘雪艳公司合作的酒店当了门童，几年后南下深圳，继续在深圳的酒店做门童。
后来他在深圳的网吧里认识了教他倒卖QQ号的朋友，开始注册大量QQ号，并把有意义的号码高价卖出，又于2004年在淘宝上注册网店，继续卖QQ号，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挣到了钱后，周佳从深圳回到兴城，在2005年注册淘宝店“小桃泳衣”销售泳装。小桃泳衣上线之后密切地针对不同节日推出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卖出的泳衣渐渐突破1000件、2000件、3000件。
到了2007年，周佳店铺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600多万元，团队多了十几个员工。2008年，淘宝推出了天猫商城，小桃泳衣成为天猫第一家泳装店铺。
而2008年之后，曾经最普通的销货渠道——“市场”，开始被兴起的“网销”替代。
张松在2009年跟着朋友周佳进入泳装行业，专门负责和客户沟通。“网销比市场好在更加灵活，网店来找工厂拿货，一件两件也能给，工厂马上能拿到现钱。但市场就要很多件批发，而且不是马上能结款。”
网销还带动了一批给网店供货的新工厂。
贝迪斯就是和小桃泳衣合作的新厂，创建于2007年，“一年之后，我们在2008年赶上了网销最好做的一年，”潘丽和贝迪斯老板娘是闺蜜，工厂建厂之后她离开了做了几年的饭店，到这里做了厂长。
网店对泳装的需求越来越大，为网店供货的工厂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工人越招越多，2019年时贝迪斯的工人已经有140多人。
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后，王娜发现公司只依靠外单无法长久经营，“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2009年，她在16个国家注册了品牌“范德安”，开始进入国内的线上市场。2017年品牌销售额达到1.92亿元，成为当年天猫泳装类目销售第一名。
电商给了许多兴城泳装企业第二次机会，也让从未想过会踏入泳装行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产业。由于互联网的便利性和物流的发达，远离家乡不再成为自我实现的必然路径。
殷乐就是这样在2011年回到兴城，2013年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同样在兴城做电商的韦叶。
韦叶来自葫芦岛市下辖的一个矿产区，母亲在她2岁时因抑郁症自杀，从小由父亲抚养长大。2005年韦叶前往锦州念大学，但在大二那年发现听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模糊，大三时还能和同学交流，等到大四时几乎完全听不见了。
毕业之后，患有听障的韦叶在找工作时屡屡遭到拒绝。她还曾到几家泳装网店做客服工作，但都因为听不清老板对自己的指令而被辞退。
“当时对这个行业就很抵触，不想再做泳装。”韦叶之后在淘宝开了一家韩国代购女装店，同时兼任几家店的线上客服。但兴城的优势始终是泳装，2011年，她渐渐把在泳装网店的不愉快经历放下了，开了自己的泳装网店。
淘宝店在兴城火起来的头几年里，当地人在商品描述中用的泳装照片大多是一张白墙当背景的实拍图，或者是泳装厂给几十家网店发的同一张效果图。韦叶觉得这些图“太土了”，她发现许多韩国女装网站上的泳装货品就是从兴城工厂出去的，所以刚开店时，她把店里的泳装图片都换成了韩国网站上“更好看的图”。
韦叶也会自己拍照，在泳装旁边放几束花，放几本杂志，“拍出来有杂志写真的风格”。除了图片好看，韦叶挑的款都很“小清新”，并给每件泳装都取了一个有点文艺的名字：相见欢、飞鸟集、四月物语、白日梦游。
她的店铺在美丽说和蘑菇街网站上越来越火。2014年，韦叶用开淘宝店赚来的32万元装上了一个进口人工耳蜗。
就这样，兴城年轻人回流的数量在增多，他们中有许多是充着对新兴行业的好奇心和对传统工作的厌倦。而他们的热情和电商的扁平化同时都在催化兴城泳装产业的转型，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让泳衣不仅仅再是泳衣，也变成了时装和拍照道具。
刘姿岑也是在那一年回到兴城。被朋友王越带着，刘姿岑决定进入曾经很排斥的泳装行业。
刚回兴城时，刘姿岑曾在银行工作了半年，但每天重复的机械性工作让她觉得有些难以忍受，每天还要穿不好看的工作服，“做电商的自由度很高，难道我要在20岁就看见自己50岁时候的样子吗？”
王越也曾经在北京的大学学习人力资源，还在蒙牛集团上过一个月的班。但她不喜欢每天坐办公室的生活，“我不喜欢被人管。”
回乡之后，刘姿岑把家里的泳装厂彻底地改造了一番。
由于父母对最新行业趋势不算了解，刘姿岑家的泳装厂曾经只做“市场”和生产男士泳裤。刘姿岑回来后，开始设计更符合年轻人品味的女装泳装，工厂也从“市场”转向网销，给韦叶等人开的网店供货。
刘姿岑家的泳衣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卖得最多。那些买泳装的女孩们很可能并不会下水游泳，一件又一件泳衣是她们度假时拍出美丽照片的利器。
“泳装已经越来越时装化了，很多时装元素都会被融入到泳装里，泳装的面料也越来越多元，经常同一件泳装上会有好几种不同的面料。”赵英娜对界面时尚介绍道。
赵英娜是范德安品牌的设计总监，她曾经在北京做了十年的服装设计工作。
越来越多面向国内市场的兴城泳装品牌开始聘请专业且资深的设计师，他们懂得中国女孩喜欢怎样的设计——不是欧美人喜欢的比基尼，中国更女孩喜欢略微保守、能藏肉的泳装。
女孩们还喜欢给不同的泳装赋予不同的功能。有些泳装就是用来游泳的，有些就是度假时穿的，泡温泉时又要是另一件。最重要的是，穿上拍照要好看。
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照片是否好看决定了一家网店的生死。
周佳的小桃泳衣曾是连续十年全网销售冠军，但十多年来风格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等到2015年左右，店铺已经是双金冠，但却卖不起来了。
周佳决定用妻子开晓璇的方法赌一把。
开晓璇在2012年从沈阳来到位于兴城的辽宁财贸大学，学习播音主持专业，大二那年，她在校门口清吧唱歌时认识了刚离婚的周佳。开晓璇喜欢一切好看的东西，大三那年曾给周佳画了一件泳装的设计图，上面有眼睛和香蕉的图案。周佳觉得这件泳装太奇怪，没有生产，但半年之后有着类似设计的一件泳装成为了淘宝最火的爆款。
2016年，周佳把网店的商品全部下架，用了开晓璇设计的泳装，她挑选的新模特，和她找来的“很有风格”的摄影师。模特黄开开的写真成为当时全网点击率最高的图片，网店销量也在当年双十二迎来了大爆发。
那款泳装至今已经卖出近20万件，小桃泳衣的销售额在2017年超过1亿。
开晓璇说，他们把一件死店复活了，都靠一张张好看的图片。她认为一家店一定要有独特并且鲜明的风格，同质化吸引不了人。她给之后开出的泳装天猫店OMOM定下的风格是“法式轻奢”。
想要实现整体风格，还需要合适的模特。开晓璇为这家店签了两个她最满意的女生，“我的模特一定不能整容，一定不能没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次上新前，开晓璇的口腔溃疡从嘴角一路向后长了一整圈。开张第一天，新店铺就卖出了200多件泳装，之后销量一路上涨。2019年3月，开晓璇给顺丰公司结算的快递费是23万。
周佳和开晓璇陆续开了三家新店。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开晓璇还在3月订下迪拜沙漠帐篷酒店Al Maha的5间房间，因为“在沙漠拍泳装，实在太特别了。”
不过，在东北，做网销在一些人看来还是很不入流。
东北的相亲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公务员和老师，他们职业体面，工作稳定。电商从业者则处于相亲市场的鄙视链末端。
刘姿岑的丈夫是军人，曾经和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孩相过亲。刘姿岑和丈夫在一起后，那个女孩专程找到他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在银行上班，配不上你，没想到你最后找了一个做网销的。”
刘姿岑对这些偏见感到无奈，但她依旧认为这是一份自己的事业，并不比在一二线城市打工差。
这也是许多兴城年轻人回到家乡的原因。他们多是从事与泳装相关的工作，例如为品牌设计泳装、为网店做运营，或者在泳装工厂做行政助理。
但放眼整个东北，大部分年轻人都在走出去。
发改委在2016年表示，东北流出的人口在过去10年达到100万。最新的数据则显示，辽宁省2017年的人口净增量为负8.9万人。
尽管兴城吸引了一些年轻人，但是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在泳装厂一线做泳装。潘丽所在的贝迪斯工厂，大部分工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即使泳装厂工人的工资并不低。
潘丽对界面时尚介绍，兴城的工厂计件算工资，一线工人的平均年薪在6万到7万元。如果做得多，一个月工资破万元也不是没有可能。
金艳红今年48岁，在潘丽的厂里已经做了8年。四线合缝、三线上皮条、平机上花边、双针收边，她对这四道工序已经滚瓜烂熟。
金艳红原本是农村的家庭妇女，“每天在家除了打扑克打麻将啥也不干。”为了填补家用，金艳红出来做女工。她对工厂的薪水挺满意，“所以7、8年都不动地方。”
但工厂里少有年轻人。李美娟算是同工厂最年轻的女工，只有32岁，进厂6年，之前也在其他工厂制作泳衣。也是因为对薪水满意，李美娟一直做了下来。
她理解为什么没有年轻人愿意来，虽然工资不低，但“太枯燥，她们坐不住”。
与此同时，去沈阳“追梦”的年轻人多了起来。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对最新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8年沈阳人口净增速为1.03%，全国排名17，仅次于广州。
“他们都跑到沈阳做直播去了。”殷乐说，沈阳这几年多了不少传媒公司，它们承载着东北年轻人的“星梦”。
兴城泳装厂的老龄化日趋严重，这成了潘丽最近几年最苦恼的问题。
大龄工人的身体状况都在变差，请假不得不批，但工厂又怕落进度。
没有办法，潘丽甚至在前几年想过把一些活儿放到监狱，让犯人做泳装。但这个尝试并不成功，因为企业难以把控监狱出品的商品质量，工厂派人去监工也不方便。
有些时候，潘丽会羡慕公司在杭州运营团队的工作氛围，那里全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年轻真好。”
王娜回兴城已经14年，家族企业在手上越做越大，同样面临老龄化的问题，王娜考虑让未来可能进入管理层的高学历年轻人从基层做起，熟悉一线工作。
而潘丽则依旧迷茫。“不是说以后机器人会代替人工作吗，如果真的可以这样，也许以后我们厂就都是机器人了。”
他们都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毕竟无论如何，东北这片土地还是能给留下的人带来一些惊喜，而兴城这座海滨小城，也记录着泳装人自己的浪漫。
赵英娜喜欢大海，来到兴城才知道，大海在冬天会结冰。而王娜和殷乐都说到了一本书，绿色封皮的《兴城民间故事选》。
这本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是兴城县文化馆所编著的短篇集，写了几十个兴城的民间故事。
“正月十五摸狮子”、“唐王洞的故事”、“玉美人智斗龙虎”、“冰冻宁远城”（宁远为兴城古称），1980年代左右出生的兴城人从小看着这些民俗故事长大，去了别的城市才知道，不是每个小城都出过自己的民间故事集。
绿色封皮的书之后不再出版，殷乐也不知道把这本书丢到了哪里，“现在的兴城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些故事了。”
但他们知道，夏天很快就要到了。兴城又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想读到更多不一样的时尚新闻，可以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穿T恤的界女士（ID：teedevil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