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为什么只在明清两代出现？晋商“辉煌五百年”而最终走向衰亡，留下了哪些经验与教训？徽商对中国文化作出了哪些贡献？近日，经济学家梁小民关于中国明清商帮的新著《回望商帮》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以经济学视角，逐一分析了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宁波商等十大商帮的历史、特点和贡献，将各商帮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企业管理方法等娓娓道来。
晋商的经营策略与商业智慧
对于商帮这一概念，作者给出的定义是：“商帮是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业联盟。”在分析各大商帮时，书中采取了多维度的视角，不仅用丰富的史料梳理了商帮的兴衰史，也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他们的经营模式。
从明初到清末，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晋商可以称为“天下第一商帮”。它经商历史最长、范围最广，且整体最富。尤其是它开创了由票号所代表的金融业，对中国商业和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晋商以其独特的经营策略和商业智慧，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书中详述了晋商的辉煌历史与制度创新。
位于平遥县的中国票号博物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旧址）。 记者 谢愚 摄
作者认为，晋商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套完善而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这在十大商帮中是独一无二的。“晋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企业的股份制”，值得注意的是，晋商的股份制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向西方学来的，完全是在商业实践中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创造出来的。晋商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实现了股份制，这种制度将出资者的资本作为“银股”，经营者的劳动和技能作为“身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提到，晋商的股份制“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出力者的身股不用本人出资，由大东家根据员工的职务、工龄和业绩而定，身股同样可以参与分红。银股与身股分红的比例由大东家与大掌柜所确定的比例决定。身股制实际成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作者指出，欧洲的股份制在刚产生时仅仅是为了筹资，以及出资者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实行员工或管理者持股来激励员工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了，但晋商的股份制一开始就把筹资方式与激励方式结合在了一起。
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晋商也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包括用人原则、人才培养制度、严格的纪律约束与财务制度，许多制度体现出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义”为核心的商业伦理观，为晋商创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
除了制度与文化的因素之外，晋商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关系，获得了经营上的便利和保护，也是其取得辉煌的原因之一。但是官商结合也为晋商的衰败埋下了日后衰亡的种子。晋商一直是通过创新而发展的，曾经把握住多次新的发展机遇，但当依靠政府就可以轻松赚钱后，晋商失去了创新和转型的动力，在转型为现代银行的关口，失去了一次次机遇。
“亦儒亦商”的徽商
该书以地域划分章节，深入探讨了明清时代中国商帮的地域性特征。如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每个商帮都以特定的地域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和经营模式。如山西的盐业、安徽的茶业和木材业、广东的对外贸易等，这些地域经济特色直接影响了商帮的商业活动和经营策略。书中强调了地域文化对商帮商业伦理和经营理念的深刻影响，这些文化因素塑造了商帮的经营风格和商业精神。
游客在参观中国票号博物馆。 记者 谢愚 摄
如徽商的经营风格就深受徽州家族文化的影响。徽商的家族网络在资本积累、商业运作和官商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族文化影响了徽商的内部管理方式，不同于晋商，他们通过家族关系来管理企业，利用宗法和家规来约束员工，形成了一种基于血缘的信任和忠诚。此外，徽商通过家族力量在某些地区或行业中形成垄断，如典当业，这种垄断地位也有助于他们控制市场和价格。
徽商的主体是从中原迁来的名门望族，世代受儒家文化熏陶，在经营理念上，徽商将儒家思想作为商业伦理观的基础与核心，应用于商业实践。具体来看，徽商首先是以诚信为根基，协调家族内部关系，共同经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时也要以诚心待客户，诚信地经商。二是“举利竞争，甘当廉贾”，徽商采取薄利原则。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坚持“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比如婺源商人朱文炽贩茶去珠江，因为途中受阻，运到的茶已经不新鲜，也错过了销售旺季，他卖茶时自写“陈茶”二字，牙商劝他收回这二字，他坚持不从。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以胡开文墨号为例，其第二代传人胡余德创制的一种墨锭，可以在水中浸泡不散，一位外地客户购买一袋，返回途中落入水中，捞起时墨锭已溶化。客户找来，胡余德以一袋名墨“苍佩室”赔偿，并下令各店停售质量不过关的墨。这正是胡开文墨号闻名数百年的原因。这些商业经营理念与价值观至今仍值得借鉴。
与其他商帮相比，徽商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文化，包括了教育、文学、建筑、珠算、绘画、戏剧等领域，它们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华丽转型的宁波商帮
为何晋商辉煌五百年后走向衰亡，而鸦片战争后，宁波商帮却实现了华丽转身、造就了新辉煌？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讲述了宁波商帮从起家到发展壮大，再到成功转型的历程，剖析了其转型的策略和经验。
宁波商帮的正式形成在清初。在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帮已经形成一个由船运业、钱庄业、民信业和鱼盐南北货业为支柱，也包含其他行业的经营体系。宁波商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人数量多，经营地域广，缺少像晋商、徽商、粤商中那样极其富有又处于垄断地位的巨商，其整体力量不弱，但并未在哪个行业中形成垄断地位。加之他们经营的行业，多数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没有走官商结合之路，保持了“草根商人”的本色。宁波商人始终不依靠政府的权力，自我奋斗、不断创新，这是他们成功转型的重要原因。
成为洋商的买办是宁波商人整体转型的第一步。鸦片战争后，外商大举进入上海，开设洋行、轮船公司和银行。中西方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商业制度，让外商急需中国商人的帮助，这就成为买办出现的背景。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宁波商人了解到世界变化的趋势，了解到现代贸易的规则和习惯，也了解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中国传统式经营中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买办的收入之高，使他们积累了投资现代产业所需的资本。
四明银行纸币（上海市银行博物馆藏）
不像晋商那样把丰厚的收入都用于买地、买房，宁波商人主要把财产用于投资新行业和改造原有产业，如进出口贸易、近代船运业、近代工业和金融业。以金融业为例，鸦片战争后，宁波钱庄业发展迅猛，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钱庄这种传统的金融形态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宁波钱庄商人审时度势，主动向现代银行业发展，不像晋商票号一样抱残守缺，从而实现了传统金融业的现代转型。1897年，第一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立，宁波商人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为银行总董，当时总董一共8位，宁波人就占了3位。1908年，宁波商人建立了完全由本乡人投资的四明银行，该行信誉良好，成为宁波商帮的金融根据地，支持了其工商业的发展。除了银行业，宁波人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新型金融行业中也独占鳌头。
作者梁小民认为，宁波商帮形成时间不早，但近三百年过去了，当其他商帮早已烟消云散时，他们依然存在，还有了极大发展，原因在于其能抓住商机进行转型。他们在1840年后转向上海，完成传统商帮的转型，直到今天仍然推动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