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
徽州商帮是我国南方的一个重要商帮，正式崛起于宋朝，到明朝时就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清朝中期，徽商更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神话，跃居中国商帮之首。那时，徽商遍及全国的各个地方。有商业贸易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徽州人的身影。因此，有“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说法。徽商在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叱咤风云300多年，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徽州商帮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如红顶商人胡雪岩、茶商胡炳衡、弃贾服儒的清朝大盐商程晋芳等等。
第一节 大山中走出的商帮
在黄山旁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被商人们奉为商界的圣地，曾经是我国多少代商人梦寐以求去“取经”的地方。这片土地就是徽州，也就是现在的黄山市。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四处风景如画，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徽州商帮和传奇的徽商文化。
徽商，一般指明清徽州府所属的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婺源六县经商的人。隋唐时期，政府在徽州范围内设置了新安郡，因此，徽州商人又被称为新安商人。
徽州境内多山，“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整个地形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虽然因此造就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可是这对于旧时的人们来说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多山，耕地自然也就十分稀缺。自秦汉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那时，由于生产条件的落后，再加上山地的耕作条件，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就是省吃俭用也只能够维持一家人两三个月的生活。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于是徽州人不得不到外面去闯世界，以图填饱肚子。古老的徽州人背井离乡，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外出谋生存。而经商是最方便、快捷的谋生之道，“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因此徽州人开始做起了商业贸易，他们不得不翻出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到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
在徽州，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深刻地反映出徽州生存环境弄鬼的恶劣，只有前世没有修行做好事的人才会降生在徽州，为了生存，他们在十几岁就要外出闯荡世界，去做童工、做学徒，直到有一天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积攒的钱财才能够荣归故里。那时，徽州人外出求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大环境。若是哪家人的孩子到了外出的年龄而没有出去，就会被认为是没有志向、没有出息的表现。若是哪家人的孩子在外出求生存时，因为想家或是禁受不住闯世界的劳苦而跑了回来，也会被乡里人认为是个做不，也不会受到欢迎，父母都会觉得那是有辱门庭的事，不仅不会对他们加以劝慰成大事的人，被人们嘲笑为“茴香豆腐干”。“茴香”是回乡的谐音。这样的孩子即使回到了家里，还会无情地再把它们赶出去。直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做出一番事业的时候才会受到家里人的热情接待。
徽州虽然耕地稀少，物产却极为丰富，又有着便捷的水陆交通。这给经营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他们把家乡产的茶叶、木材、中草药产品运到发达地区去贩卖。同时由于耕地的稀少，闲置在家的徽州人开始经营一些手工业，如制墨、制砚等。最初，徽州人将这些产品依靠便利的新安江水运运到苏州、杭州等城市。
自古以来，徽州就是一个移民社会，也是一个是极具人文理念的地方。早期的徽州人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却在后来形成了鲜明的徽州地方特色。这里出过许多文化、历史名人。徽州人在这样的儒雅环境内长期熏陶自然就形成了内秀、谦让、保守的性格特色。这种性格特征使徽州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是为官还是经商，无论是习文还是习武都会保持坦荡、睿智的风格。
在这样特定的自然因素和强大的生活压力下，徽州商人逐步发展了起来，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徽商。因为江浙一带繁荣的贸易条件，徽州人大多到那里去做生意。徽商的商业贸易涉及商业活动的各个行业，最为突出的就是当铺和官盐生意。那时淮扬的巨商大贾几乎都是徽州人。在明朝时，由于徽商当铺生意的火爆，“徽州朝奉”成了当铺老板的代名词。
在徽商的发展史中，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江南、沿海等地区较早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轻工业和手工业才开始繁荣起来。这种繁荣使商业产品的数量、种类大大增加，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资源。明朝的“开中制”政策同样也刺激了徽商的发展。他们在给政府运送军粮的同时大力发展了官盐贩运、买卖生意。这也使徽商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商业资本。
第二节“徽骆驼”的成长
徽州商人最早形成于一千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战乱频仍的社会为徽州商人的兴起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长时间的分裂时期，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各个军阀、国家之间相互混战，尤其是北方地区。长久的战乱致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战乱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向南方较为安定的地区迁徙。徽州成了战乱流亡人民的理想避难场所。但是，徽州本来就耕地稀缺，大量南迁的人潮更加激化了众多的人口与稀少的土地之间的矛盾。为了生存，人们开始经营商业来补贴家用。此外，在南迁的人们中，除了那些因为战争而流亡的无家可归的底层难民，还有相当数量的豪门望族或是商业世家。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也来到了徽州。他们的到来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改善了徽州原来的经济结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和商业知识。农业的发展使更多的人闲置了下来，为商业经营提供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商业知识和文化的渗入与传播开拓了徽州人的眼界，并为以后的经商活动创造了可能。这些迁来的大族在家庭稳定下来，一切重新安排妥当之后，又开始着手于商业经营活动。因此，我们说徽商的发源在东晋时期。《晋书》上就记载着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唐宋时期是徽州商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一个时间较长的稳定局面。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繁荣，不论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等产品都有了极大的丰富，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市场兴盛的重要原因。人们的手里有了闲置的钱财，才有可能去购买市场上的产品，也才能刺激更多的商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唐宋时期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促使更多的商人开始发展对外贸易。唐宋的丝绸、茶叶都是出口的热门产品。
南宋是徽州商人的大发展时期。北宋灭亡后，统治者把都城迁到了南方的临安，建立了南宋王朝。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全国的经济重心也由北向南迁移，造就了南方城市的高度繁荣，比如扬州、杭州等。这些城市正是这一时期的州商人的主要活动场所。经济中心的南移为徽州商人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商业的繁荣使徽州商人中开始出现了一批拥有巨资的人物，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我国著名的大学问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开始发行用于商品流通的纸币“会子”，简化了商品贸易的环节，加速了徽州商人的发展。
明朝以后，徽商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徽州商人也被称为“徽骆驼”。这种说法源自于两位徽州商人艰苦创业的故事。
据说，有两位徽州商人，携带着家中七拼八凑卖房卖地得来的资金到苏州做生意。可是，他们没想到到了苏州之后不但没有找到同乡，做生意的本钱还被别人全部骗走了。这两个人身处异地，人生地不熟，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办法解决。无奈之下，两人怀着懊悔的心情只得在城门外一间破旧的城隍庙中栖身。当时正值隆冬天气，尽管江南的气候不像北方那样寒冷，可还是把他们冻得浑身发抖。忽然，“当”的一声响把又累又饿的两个人的精神唤醒。原来是一枚铜钱从衣服的口袋里掉了出来。两人看着唯一的一枚铜钱，悲从中来。但是，这仅有的一枚铜钱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们想还不如干脆把它扔了，省了看着它伤心。可是，转念又一想，这也许是上天赐予他们的，来考验他们的意志。这两个人意识到绝不能向命运低头，就决定拿着这一枚铜钱做点什么生意。他们忽然想到第二天就是庙会，肯定会有许多小孩子来玩。若是卖一些小孩子们喜欢的东西，生意一定会很好。反复的思量之后，他们认为花灯、风筝等深得小孩的喜爱，又可以自己做，就决定做这样的买卖。他们二人拿着这一枚铜钱买来了彩纸等材料，做了几个花灯和风筝。第二天，果然有许多小孩子来逛庙会，他们的花灯、风筝很快就销售一空。就这样一文钱变成了十几文。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二人从小生意做起，凭借着机智的商业头脑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资本十而百，百而万，越来越多。几年后，他们就在苏州开了一家最大的钱店，为了纪念来之不易的成果，取名“一文斋”。
“一文斋”的发家史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他们为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开创了徽商的300多年的繁荣。徽商因为吃苦耐劳而被称为“徽骆驼”。
明清时期，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及商业重镇，无论从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在全国名列前茅。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这个数字。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乾隆时期，徽商的资本达到8000万两，几乎与当时的国库收入相等。
由于徽商的繁盛，在当时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人们称之为“徽州塘”；徽州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也被称作“小江村”；杭州的徽州木商颇成气候；苏州的米布茶木及丝绸行业中，徽商举足轻重；扬州的客籍商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徽州人。
由于发达的水陆交通，徽商在地处运河咽喉的山东临清最为活跃。在那里光是徽州商人开办的当铺就有一百多家。清朝时，徽商在北京城里的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仅小茶店就达数千家。
随着徽州商人势力的不断扩大，徽州商帮便应运而生了，简称徽商。徽州商人指的是单个的个体，而徽州商帮则指徽州商人的整个团体。徽商的正式形成在明朝中期。此时的徽州人早已摒弃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以经商为耻的观念 ，经商风气十分旺盛，活跃于各地市场。徽州商人为了经商的需要，结伙经营的现象已经被认可并逐渐发展相当普遍。他们大都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结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协同经营，利润共享。由于他们出色的经营技巧，在商战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徽商这一团体开始被社会所认可。
在经过明清300多年的繁荣之后，到清朝的后期，徽商开始走下坡路。徽商的衰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朝道光时期，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徽商垄断的淮盐贸易进行了整顿。从此，徽商在盐业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消失，贸易活动随之减少，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在咸丰皇帝时期，政府曾经石勒了一项钱币制度的改革，可是改革失败，使经营钱庄的徽商损失惨重。清政府还加强了对典当行业的管理，查禁重利、加增典税。后来，清政府又实行“厘金”的政策。这些措施都使经营典当行业的徽商利润大大减少。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资本主义资本和商品开始充斥中国的商业市场，以质优价廉的优点很快成为了市场上的主打产品，备受欢迎。徽商经营的作坊式的手工业产品根本无法再在市场上立足。
除了社会历史原因，徽商自身的经营方式在清末也不适应当时的商业发展需要。他们拘泥于封建商业经营方式，对新的商业形式没有准确的判断和创新，因此在后来的竞争中逐渐被后起的商帮压倒。
第三节 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
明清时期是徽商崛起的重要时期，而那时全国上下的商帮非常多，徽商又是凭借着什么样的经营之道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取胜，甚至超过发展更早的晋商的呢？纵观徽商300多年的兴盛史，可以看出，徽商之所以能够在强者如林的商场中叱咤风云的主要因素就是他们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经济文化也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盛。商业的繁荣也使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这就要求商人们不但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中做出准确的判断，要求要有高明的经营管理组织能力。商人们要想做到这两点，就必然要拥有十分丰厚的知识，既包括商业方面，还要包括历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徽州商人顺应了这种历史要求，大多都受过十分深厚的儒学教育。因此，他们在商战中善于运用心机，精于筹算，能够审时度势，并做出正确的决策。
徽商的贾而好儒在全国都是十分有名的。他们之中又因为情况的不同而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儒贾，就是在经商的过程中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商人。另一种叫做贾儒，就是以崇尚儒学的名义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虽然这两种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本质上都是有着儒家思想、儒学文化的商人。
他们之所以把贾儒结合起来作为经营之道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自身需求的。从历史背景上来说，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高，社会产品也越来越丰富，商业因此而繁荣起来。在加上明清时期外国资本的渗透，已经开始有外国的产品涌入中国市场，这就使本来竞争就十分激烈的中国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同时，金融货币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商品与货币的供求关系越来越明显。因此，商家若想赚到钱，就要有着灵敏的商业头脑与广阔的商业视角，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这就要求商业经营者要有较高的素质。素质的得来不仅依靠商人们在商场中多年摸爬滚打形成的经验，还要依靠较高的知识文化层次，才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所以，从明朝开始，徽商们就十分注重对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以儒术饬贾事。这种经营之道确实对他们的商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很多饱学的徽商获得了成功，成为名扬天下的巨商大贾。
把贾儒结合作为经营之道还因为他们对自身品格的追求。徽州自古就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程朱阕里”、“理学故乡”、“文献之邦”、“东南邹鲁”都是徽州的别称。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生长起来的徽州商人不知不觉中就会不断地自我完善人性品格。因此，即使在经商时，他们也会把儒家思想的精髓应用到里面。
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具体表现为徽商在经商时坚持诚信为本，仁心济世，礼让待人，由道取财，以义为利的众人称道的经商办法。
在经营过程中，徽商恪守着见利思义，信守契约的原则，打破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无商不奸”的商人形象。他们信守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十分讲究诚信，总是坚持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原则经商。他们的物品货真价实，对待顾客童叟无欺，并且遵纪守法信守承诺，因而在商场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从中大大受益。
徽商把贾儒结合起来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他们提倡“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徽商之所以能够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与“道’、“义”有着重要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道”就是指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包括“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二个字，可是它们确实道出了徽商经营之道的精髓。
在几百年的徽商繁荣史上，流传下来很多徽商为了恪守商业道德而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事情。徽屯老街“同德仁”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中药材老店，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每年在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他们在抬着身披彩缎的鹿游 行之后，都要在众人的眼前现场制作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以监督制作过程没有掺假。清朝时著名的大墨商胡开文发现自己的店铺内有一批已经制作完成的墨锭不符质量要求，就立即停止了这种墨锭的销售，并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全部都倒入池塘销毁 ，以向天下展示自己的“信”。他甚至把那些已经销售出去的墨锭再用高价收回，不让每一位顾客因此而受到损失。
“义”就是商人在经商时要把仁义放在第一位。休宁商人刘淮是一位大粮商，长期在嘉湖附近收购粮食。有一年，那里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的地里颗粒无收。有人就劝说刘淮让他把以前囤积起来的粮食高价卖出，获得丰厚的利润。可是，刘淮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严辞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能够让饥饿的百姓顺利地度过灾荒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于是，他不但没有趁机抬高物价，还将自己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并为那些无钱买粮的灾民开设粥棚。刘淮的义举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灾难过去后，他的生意更加红火了。
清朝初年徽州歙县大盐商江演也曾做出过许多义举。他在自己发财之后，并没有忘记家乡的百姓，先后捐献白银几万两用于家乡的交通建设，开通了30多里路，还捐献巨资疏浚了扬州河。这种造福社会的义举正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最高境界。
胡贯三是徽商巨富，也是把贾儒结合起来进行经营的典范。在他数十年的经商过程中，最为注重的不是获利多少，而是商德和修养。他主张在做生意时贯彻“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箴言。正是由于采用了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来越雄厚。他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开设了自己的分店，包括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等许多行业。胡贯三也因此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徽商选择贾儒结合经营之道的原因。明清时期，文人尤其是在朝廷内做官的文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仅可以左右着朝廷的各项政令的拟发，更能引导社会潮流。他们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社会或身边的人有着一定的影响。徽商意识到只要自己得到了这部分文人的认可，就会很容易被社会接纳。因此，徽商与文人的交往就十分密切。
徽商程白庵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自幼饱读诗书，深谙儒学之精华。长大后，他到苏州去经商，渐渐成为苏州商界的领军人物。程白庵的儒者风范是他在商场上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当时苏州的很多文化名流都不因他是商人而鄙视他，反而十分乐意与他交往。归有光是我国著名的大文豪，他与程白庵建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在程白庵八十岁寿辰的时候，归有光亲自为他做了寿序。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看来，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正是因为程白庵贾儒相济的经营之道使他的得到了苏州上层文人的认可。文人们的举动很快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风潮，百姓们纷纷到程白庵的店铺里购买商品。程白庵的事业更加繁荣了。
贾儒结合的经营之道虽然对徽商自身的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些优点的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
徽商这种经商之道大获成功之后，有更多的人开始重儒求学，以便一朝得中之后直接与那些经济巨头拉上关系，找到支持自己金钱方面的靠山。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特权不用参与生产投资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样就严重地减缓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速度和堵塞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渠道。同时，徽商贾儒结合使许多商业资本沦为贿赂地方封建官僚势力的资金，这就使商业资本被无形地侵吞了一部分。我国的地方封建官僚也因此而更加腐朽堕落。
第四节 闻名天下的徽商精神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徽商的精神都闻名天下，成为社会各界学习的榜样。这些精神不仅造就了几百年的商业繁荣，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伟大的商业形象。
徽商的吃苦精神可以说在商帮中首屈一指。这种精神的形成与与徽州独特的地理和生存环境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徽商是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由于徽州地处山区，不仅行动不便，就连古时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件——耕地都十分稀少。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徽州人民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当他们实在无以为继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走出去。的确，走出徽州就能到达外面的大世界，那里有苏州、杭州、扬州等堪称人间天堂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里的繁华与这些初来乍到的徽州人没有一丝的联系。他们并不因为来到大城市就不会再挨饿，也不会为身处繁华的街市就会有温暖的衣服穿。外出经商就意味着远离家乡，到异乡去漂泊。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他们要翻过一座座崇山峻岭，渡过一条又一条大河。
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会忍受饥饿的煎熬，会遇到寒冷的考验。即使旅途一切顺利，他们到达了预定的地方，但是那里并不一定就会接纳他们。他们要么就只能在船上安身，要么就只能到便宜的旅店过夜，在思乡的愁苦中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若是生意顺利还好说，若是生意不顺利，甚至遇到亏本、倒闭的情况，他们还要面对债主的逼债和家人的责怪。
在这样苦难重重的环境下安下身来，并且能够在我国的商业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笔，若没有顽强的吃苦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国明清的小说就反映了徽州商人苦难的经商之路。在冯梦龙的《初刻拍案惊奇》中有《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一卷，上面就写了一个年纪轻轻，只有二十四岁的徽商带着家资出门经商。在旅途中，由于天色已晚便来到了燕子矶弘济寺借宿。这个年轻人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他见到寺庙的院落、房屋都已经十分破落了，就动了恻隐之心，决定从自己经商的本金中拿出三十两来修缮寺院。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寺庙里的和尚。谁知，和尚听了年轻人的打算后不但没有丝毫的感激，还见财起意，想把他的银子全部据为己有。
于是，夜深人静之时，这个和尚便趁着年轻人熟睡之机把他杀害了，翻出了包裹，把里面的五百两银子全部装入了自己的口袋。这位本来想到外地谋求发展的年轻人不但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就连性命也搭了进去。虽然这只是一个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但是却能反映出当年徽商创业的艰难。在那个时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图财害命的事情时有发生。徽商因为生意的需要随身携带着大量的金银，自然就成为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的首选目标。
在真实的历史中，也有着很多关于徽商能够吃苦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明朝时，大商人李魁在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之前，家境十分贫寒，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他因为受到社会上传统的轻视商人的影响而迟迟没有做出经商的打算。眼看着家人跟着自己饿肚子，他百感交集。李魁想：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难道真的连养家糊口的钱都赚不到吗？经商一直是被文人雅士鄙视的行为，但是因为生活所迫，我也只能走上这条路了。有了经商的打算，李魁便与自己唯一的亲人——祖母商量了起来。祖母虽然不愿意孙子去经商，但是除此之外又没有其它的办法就只好同意了。可是，祖孙俩又为经商的资本发起愁来。家里是一点积蓄也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换钱。于是，李魁只好决定把唯一的财产，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子卖给别人来换取本金。但是，他家的房子已经十分破旧，与买主好说歹说才给了十两银子。拿到这来之不易的本金，李魁热泪盈眶，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之后，他决定到南京去经商。于是，他便拿着这十两银子，草草地收拾了行李出发了。为了节省资金，李魁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甚至连旅店都舍不得住，就在墙角里或是破庙中栖身。到南京之后，他依靠着仅有的本金起家，不怕辛苦劳累，生意终于有了起色，手里的钱也一点一点积攒了下来。就这样过了几年，他渐渐的把小本生意做大，并最终能够买田置地了。
江才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徽州歙县人，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境不好，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和哥哥做一些小生意来维持生计。但是，这些小生意所赚的钱除了能维持他们兄弟的温饱外，就再也没有剩余了。江才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长大，并娶了妻子。他经常在没人的时候感叹：自己想安安稳稳地种田，可是家里又没有多少田地，种田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的。自己想好好地作一番大生意，可是又没有本金。这怎么办呢？他的妻子听见了，便劝他道：咱们乡里十个男子有九个人都外出经商去了，生活都过得红红火火，怎么就你不能去经商呢！若是没有本钱的话可以把我的嫁妆卖了。于是，在妻子的支持下，江才拿着用嫁妆换来的微薄本金出去经商了。江才在经商时十分吃苦，什么事情都亲历亲为，尽量不去雇佣别人，再加上自小就锻炼出来的商业头脑，没过几年就积聚起来了很多钱财。
徽州商人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不仅得益于他们的吃苦耐劳，开拓精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徽商是一支不断开拓的商业团队，当第一批人走出徽州，获得成功之后，就不断有徽州人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他们经商的范围越来越大，商路越来越多。明朝时，徽商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我们从明朝嘉靖时期徽州的著名商人许秩身上就可以看出徽商的开拓精神。许秩的经商之路十分曲折。他年轻时到河北经商，可是正赶上那里闹饥荒，商业十分萧条。许秩只好带着本金又回到了家乡。接着，他又先后来到了福建、广东、兖州、冀州等地区，在这些地方往来贸易。十余年之后，他已经是一位十分富有的大商人了。但是，许秩并不因取得的成就而满足，他要去开拓更加广大的市场。他又在山东青州、湖南、北方地区之间来回往复地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从他第一次出门经商算起，二十年之后，当他再次从山东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成为当地最富有的人了。
可是这次回家他只呆了短短的两个月，便又做好了出门的打算。家人和亲朋好友都劝他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财富，就应该好好在家安享晚年，没必要再去经历艰难险阻了。许秩不赞同这个想法，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就应该多出去闯一闯。于是，他又一次告别了家人，踏上了外出经商的征程。有一天，他在研读《货殖传》的时候又受到了启发。他在上面看到一些介绍四川的文章，便决定去看一看。那时的交通十分不发达，而四川又是天下闻名的“蜀道难”。许秩没有被这些条件折服，做船顺着长江逆流而上，不仅饱览了著名的长江沿岸风光，在回程时还运回了许多四川特产，获利很多。他对自己一生的走南闯北十分满意，说道：“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远志也。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守基、辨菽麦耶？”
许秩的开拓只是千千万万徽州商人开拓精神的一个缩影。后来，随着商业的扩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商业了，开始向国外拓展商业活动空间，发展起对外贸易。
明清时期，我国的对外政策十分保守，还制定了严格的海禁政策，但是徽商还是大胆地出去闯世界了。徽州歙县的许辰江、许本善是较早在江浙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人。我国的文献中就记载着许辰江“航大海，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的事迹。之后，“许村四兄弟”将海上贸易做得更加红火。他们曾经到泰国、马六甲一带经商，把葡萄牙商人带到中国，又前往日本贸易，把日本商人带到中国，逐渐形成了实力强大的海上商业集团。
第五节 无徽不成镇
在经营商业活动和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徽商在所到的贸易地开设了很多商号或分号。这就需要在当地建设一些专门的商业店铺。因此，徽商在经营自己的商业贸易的时候，也带动了那里的城镇建设和发展。我国历史上对徽商的高度评价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无徽不成镇”说明了徽商活动范围的广大。明清两朝的都城南京、北京及各省的首府都是徽商活跃之地，甚至在一些穷乡僻壤、深山老林等人迹罕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徽商活动的痕迹。
长江因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徽商最为重要的商路。许多徽州商人往来于大江之上，奔走于川楚吴越之间，从事商品贩运活动。沿江一带的大小城镇，大都是徽商称雄的地方。地处吴头楚尾的芜湖一向是徽商从事江上贸易的理想基地。在沿江一带的城镇中，徽商势力都很大。湖北的黄陂县则“城内半徽民”；黄梅县则“开张百货，通盐利，又皆三吴徽歙之人”。
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也是徽商的重要商路。他们沿运河到北方做生意。运河与淮河的交汇之地淮安更是徽商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那里“布帛盐鹾诸利薮，则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扼守运河咽喉的临清，更是遍地徽商。
赣江溯流而上是徽商南入广东的一条商路。他们把内地生产的货物运到广州等地，进而转销到海外其他国家。同时，他们又把外国商人运来的货物转运到内地各个城市。江西的古城饶州，是徽商南下的必经之路。为了更方便运输货物，他们在那里买地建房，专门用来给徽州商人停船或休息。1556年，明朝政府还把在广州等地的徽州商人组织起来，建立“客纲客纪”，用来更加有效地管理对外贸易，由此可见那时徽商在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就已经十分活跃了。
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镇，经过徽商的发展，经济就会迅速地走向繁荣。他们的到来促进了那里经济的发展，比如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是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徽商在那里贸易棉布是一项重要的商业活动。松江府城的许多布号都是徽商开设的，上海城也有许多这样的布号，如祥泰、恒乾仁、余源茂等。这些字号的规模很大，在城乡各地广收棉布，直销全国各地。由此可见，徽商的商业活动促进了上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上海造船业的发达也与徽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造船所需要的大量质地坚硬的木材有四分之一都是徽州商人经营贸易的。尤其是那些良材巨木，几乎全部由徽商供应。他们对上海工商业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一个经济繁荣的商业市镇，很有可能因为徽商的衰落而衰落下去。在我国，这样的例子不少。明朝万历年间的《嘉定县志》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案例。那时曾经有个十分繁荣的商业重地叫南翔镇，因为徽商众多，所以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贸易活动十分繁盛。在远近的各镇中是最为兴盛的一个。然而，这里的徽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遭受到了当地的地痞无赖的敲诈勒索。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陆陆续续地撤出了那里。从此，南翔镇就走上了衰落的道路。江苏的盛泽镇在清朝初年曾经是一个以纺织业闻名的地方，因为徽商云集，虽然只是一个十分小的地方，但是却非常繁华。但是，到了清朝中期，徽商就开始慢慢地减少，纺织业也随之衰落了下来。
徽商的活动对当地的城镇建设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偏僻的不毛之地，经过徽商的打理，就会马上焕发出生机勃勃的光彩来，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市镇。现在闻名全国的繁华之地，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就是经过徽商才发展起来的。明朝初年，汉口还只是一个不毛之地，只有芦苇与水草在那里常年生长，随着江水的涨落经常出现水涨一片汪洋，水落芦荻遍野的景象。但是，徽商后来到了这里，并逐渐开展起贸易活动来。徽商在汉口的发展，带来的是商业市镇的形成与不断扩大。嘉靖时，那里已经有了一千多户居民了。明朝末年，汉口已经发展成为一座规模很大的市镇。到了清朝，汉口则跃居成为长江中上游的一座商业重镇。汉口是楚之重地，徽商在这里进行“吴楚贸易”，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在康熙年间，汉口就有“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等徽商会馆。清雍正年间，大徽商许登瀛带头捐款，筹得了很多银钱用来在这里开辟新安码头。新安码头建成后，徽商的商业活动更加频繁，汉口也更加繁荣了。
明朝时，富商汪琼曾捐资治理苏州阊门外的河道，以便交通。乾隆时，苏州有一座穿越运河的渡僧桥遭遇了火灾而毁坏，马上就有八家布商捐款修桥，其中有六位是徽州人。对一些小商业城市的影响，徽商的作用更为突出。他们在那里开店设铺，拓街建房，造亭楼、建园林、置会馆、辟码头等，直接地推动市镇建设的发展，使之更具规模，更具都市化，更为繁华。名扬天下的扬州园林就是由徽商所建。据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淮安河下的园亭有三分之一是徽商程氏建造的。
徽商还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治《两淮盐法志•人物》记载，在两淮地区，大部分官吏都是徽州人，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徽商子弟或后裔。他们还在各地捐资兴办书院、书楼，为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徽商甚至能影响到一些商业市镇形成千百年的习俗。乾隆时期，阮葵生著述的《茶余客话》记载：“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从这可以看出，拥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与乡俗的当地人都会被徽商所同化。
第六节 红顶商人胡雪岩
徽州商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与官府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利用官府的势力拓宽商业渠道、增加竞争力、取得一些商业特权。在亦官亦商的发展道路下，徽州商人很快发展起来，与晋商在市场上平分秋色。但亦官亦商的发展道路也是导致一些徽商走向衰亡的原因。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胡雪岩是安徽徽州绩溪人，是整个徽州商帮的代表人物，因为与当时的清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而被称为“红顶商人”。他创造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业神话，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他还是一位极为爱国的商人，曾经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但是最终他钱财散尽，含恨而终。
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形容胡雪岩的经商史再适合不过了。胡雪岩经商的成功与他的官职有着重要的关系。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官商关系，他成为清朝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
幼时家境贫寒的胡雪岩曾经帮人放过牛。为了养家糊口，身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到杭州的信和钱庄做学徒。在三年的学徒生涯中，他从最低级的扫地、倒尿壶等事情做起，渐渐地学到了很多商业经验。他丝毫不为自己身份的低微而自卑，这种身份反而刺激了他的求知欲。在学徒时，很多与他一样的人都忍受不了师傅的打骂以及繁重的活计。可是，胡雪岩硬是一声不吭地坚持了下来，并因踏实、勤快得到了师傅以及老板的赏识。三年师满后，胡雪岩被老板留了下来，成为一名钱庄的正式伙计。他在打理生意的时候头头是道，钱庄的生意因此而更加红火起来。老板对这个年轻人更加满意了。
但是，始终有一件事一直压在老板的心头，无法释怀。这件事就是钱庄的继承人问题。他一生无子，也就没有继承人来承袭他的事业。眼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不知落入谁的手上，他十分着急。在对胡雪岩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后，他认为这个年轻人为人正直，事业心很强。与其让财产落入他人之手，还不如传给这个伙计。于是，在他临终之时，就把这个钱庄交给了胡雪岩。
接手钱庄之后，胡雪岩更加辛苦的经营起了钱庄的生意。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他把钱庄改名为阜康钱庄。经过几年的经营，他已经成为杭州城内一位知名的富商。但是，此时胡雪岩的生意还只局限在杭州及其附近的地区，与他后来组建的庞大商业王国还相差甚远。
“仁”是胡雪岩的一个重要经营之道。一年中秋，胡雪岩去找借贷捐官未成、欠下一屁股债的徐疯子催一笔500两银子的老债。然而，这次讨债并没有成功。当他找到徐疯子时，看到他正在被一帮债主恶狠狠地追打。胡雪岩看到徐疯子已经奄奄一息，就上前劝阻，没想到反而被这些人打了一顿。徐疯子被追到河边，因为觉得实在走投无路就投河自尽了。胡雪岩不忍他死了也得不到善终，就把他的家收拾了一下卖了几两银子，自己又添上了一部分，为徐疯子办了丧事。胡雪岩认为，虽然那500两银子的帐是要不回来了，可是这样做可以给信和钱庄树立良好的声誉，会使更多的人来信和进行交易。他的善举果然得到了回报，后来，徐疯子的一位亲人得知这件事情后，就把那500两银子还给了信和钱庄。
在胡雪岩的发家史上，有一个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王友龄。在道光年间，他就已经捐了浙江盐运使，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进京，一直都没有得到重用。胡雪岩在与王友龄的接触中察觉到他可能是一位前途十分远大的官员，便决定在他身上做一笔投资。他资助了王友龄500两银子，让他进京托关系取得个官职。
胡雪岩的眼光果真十分独到。王友龄在进京途中与在朝廷中任侍郎的好友何桂清相遇，并在他的举荐下做了粮台总办。发迹之后的王友龄并没有忘记苦难时期胡雪岩的帮助，对他的钱庄事业大加资助。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其他行业的店铺。
尝到了有官家保护的甜头，胡雪岩就更加注意与官员们建立起关系来。“庚申之变”成为他事业大发展的起点。在那一年，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的一些重要官员搭上了关系。于是，大量的军饷、募兵经费在他的钱庄流入流出。他的商业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此时的王友龄还为这位恩人锦上添花，将“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全权交给胡雪岩负责。这样，胡雪岩几乎掌握了整个浙江一半以上的战争费用，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6年，胡雪岩官场上的靠山王友龄因为战争失败而自缢身亡。他赶忙又重新物色新的靠山。此时，左宗棠经曾国藩保荐继任浙江巡抚，他的部队在安徽时就已经有5个月没有发过军饷了，有很多士兵都因此而饿死了。这次进兵浙江，拖欠军饷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左宗棠十分苦恼。胡雪岩因为急于寻找靠山十分关注官场上的动向，他得知左宗棠军中的情况后，就决定一定要牢牢地把握这个机会。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给身处困境的左宗棠部队雪中送炭，在战争中仅仅用了三天就筹齐了10万石粮食。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胡雪岩的才能很快就得到了左宗棠的关注与赏识，并在这次筹粮之后委以重任。从此，有了左宗棠这个靠山，胡雪岩的生意做得更大了，频繁地往来于宁波、上海等繁华的对外通商口岸。当他看到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地位之后，就与他们也加强了联系，尤其与那些外国军官关系甚密。为了更好地得到左宗棠的信任，他还通过外国朋友为左宗棠训练了一支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
左宗棠西征的胜利也与胡雪岩有着重要的关系，为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奠定了基础。那时，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可是西征军的军饷却一直没有筹齐，虽然朝廷把这项任务交给各省来共同完成，但是由于军饷数目太大，各省的财力也十分有限，根本不能按时筹齐。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想到了向洋人开办的银行借款。他本人对这些商业上的借款事宜不甚了解，便请胡雪岩全权负责这件事。
领命之后，胡雪岩立刻通过自己的一个朋友找到了英国渣打银行，准备向他们借款。但渣打银行与他在利息等一系列事宜上不能达成一致。胡雪岩只好暂时把这件事放下。后来，他对渣打银行的总经理及银行的内部事宜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在后来的谈判中很快就说服了企图想趁机敲诈一笔的总经理。双方在利息、还款期限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有了充足的军饷作后盾，左宗棠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胡雪岩代表西征军先后共向外商银行借款六次，累计金额为1870两白银。在当时，能够挪动如此巨大数额款项的人整个清朝恐怕也只有胡雪岩一人了。
1878年，左宗棠的西征取得了胜利。为了感谢胡雪岩对西征做出的贡献，他向朝廷请旨，请求朝廷“破格优奖，赏（胡雪岩）穿黄马褂，以示优异”。当时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也把胡雪岩看成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便准予了这个请求。那时，清朝的“黄马褂”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人员或建有特殊功勋的大臣才能穿。从此，胡雪岩除了有头上的红顶保护外，又多了一件黄马褂，权利、地位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清朝几百年历史中，有很多富商为了经商的方便捐官戴“红顶”的，但是像胡雪岩一样既戴红顶、又穿黄马褂的，只有他一人。
与胡雪岩辉煌的商业经营相媲美的是他“为富且仁”、乐善好施的义举。同时，这些义举为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胡庆余堂”药号的开办就是他所做的众多义举中的一项，广为后世所称道。
“胡庆余堂药号”的由来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是哪一版本，药号都是因为胡雪岩的“仁义”创办的。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个姓胡的老太太生了病，但是由于贫穷没有钱治疗，病程一度恶化。无论她怎么祈求药店老板施舍给她一点药，都没有成功。胡雪岩听到这个事情后，对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药店老板的做法十分痛恨，一怒之下就决定自己开办一家药店，即使穷人拿不起药，也可以免费赠送给他们，以解燃眉之急。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一次胡雪岩生了一种小病，就在街市上的一个药店里抓了些药回来。可是，他吃了这些药后，病情一点也没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胡雪岩找到一位懂医术的朋友帮忙查看所抓的药，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原来，他所抓的那些药竟然有好几味是以次充好的药材，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于是，他就去找那家药店老板，结果不但没有得到他们的道歉，反而被奚落了一顿。胡雪岩十分气愤，就自己开办了一家药号。他的药店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情况，而且童叟无欺，很受社会欢迎。
其实，从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胡雪岩开办胡庆余堂药号与他所受的杭州悠久的中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875年，浙江地区战乱频仍，疫病时有发生，社会人口的死亡率大大增加，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胡雪岩看到当时的形势十分忧虑，便决定开办一家药店来救死扶伤。“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都是他遍请江浙名医研制出来的，免费赠送给朝廷的部队和那些患有疾病的贫苦人民。随着胡雪岩商业事业在全国的繁荣，他还把救死扶伤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内。胡庆余堂先后推出了十四大类新药，并免费赠送 民家必备的辟瘟丹、痧药等药品。
胡雪岩救死扶伤的义举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自己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胡庆余堂药号开办之后就因为广施义举的好名声而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人们生了病，都愿意到那里去看病、抓药。药号开办3年之后，药店的收入就开始成倍的增长。1880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已经达到了280万两银子，与北方的老字号“同仁堂”不相上下。当时的社会上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
胡雪岩在发财之后并没有忘记当年发迹的地方，为杭州的百姓做了很多善事。他见到钱塘江上来往交通不方便的情况，就在那里开设了义渡，免费用运送过往的行人。一些地区受到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也会拿出银两来赈济灾民。截止到1878年，胡雪岩向全国各地捐赠的钱财就有20万两白银之多。这还不算他免费向各地及军队提供的药材折合的银两。他看到我国的大量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十分痛心，曾经两次远赴日本，高价回收流失在外的文物。
当时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得以平反昭雪也有胡雪岩的功劳。他十分同情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利用自己的名望在朝廷的官员间四处活动，并因此而耗费了大量的钱财，终于使这个案子水落石出，把清白还给了他们。
官府是胡雪岩发迹并获得多年的商业繁荣的保证，但是官府也是导致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胡雪岩在商业上的竞争给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准备清除这个障碍。1882年，胡雪岩在与洋人的生丝较量中失败，损失惨重。在生意失败的同时，一直支持胡雪岩的清政府也落井下石，对他进行打击。那时，左宗棠与清政府的重臣李鸿章的矛盾日渐激化。但李鸿章却把胡雪岩也牵扯了进来，他认为只要断了胡雪岩这个“财神”，左宗棠的气势必然就会被压制下去。于是，在李鸿章的示意下，上海官场的一些官员们开始在社会上放风说“胡雪岩贷款的洋债已到期，现在他已无法偿还，其钱庄经营面临崩溃”。一时间，在钱庄存款的人纷纷到钱庄去挤兑现银。胡氏钱庄内的现银很快就被提空了，钱庄纷纷倒闭，宣告破产，就连胡庆余堂也随之倒闭了。
1885年，倾家荡产的胡雪岩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从此，这位名贯中华的红顶商人画上了人生的句号，成为商业史上的一段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