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新（左三）荣获“2016中国摄影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赵旭新，现任国际摄影协会主席、广州国际摄影协会会长、国际摄影网创始人、香港国际摄影学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国际摄影》报纸及杂志主编、广州总裁商会名誉会长、广东省自驾旅游协会副会长。
赵旭新出生于潮汕平原一个小镇，19岁穿上军装，在20年的军旅生涯中，摄影成了他的至爱，也因新闻摄影成绩突出荣立二等功。转业之后在警界依然与摄影结缘，一干就是十年，又因表现出色荣立三等功。当他的事业正如火如荼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却于2007年闪亮转身了。
在近10年里，赵旭新为什么选择了摄影并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对其进行了创业心路历程访问。
记者:其实你在原来单位干得挺好的，为什么会现在来到国际摄影协会任职呢？
赵旭新:是的，当时我是在想，趁年纪不是很大，还有一股冲劲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业，如果等到60岁退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干事业的冲动了。所以我47岁时利用“公务员满30年工龄可以退休的政策”这个契机打报告退休，与志同道合的摄影人筹办成立了国际摄影协会。
记者:国际摄影协会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组织？对你有什么样的吸引力？
赵旭新: 我在部队和公安从事与摄影相关的宣传工作过程中，发现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摄影组织都是国外的，没有我们中国人发起的世界摄影组织。通过深入调查了解，更发现，中国摄影师在国外获奖的作品，较多的是反映中国落后、贫穷、愚昧、污染、不文明等内容。我认为，这些并不能够代表中国的主流，这些作品获奖以后，通过西方一些片面、甚至恶意的宣传，无限的放大了中国负面的东西，这对中国的国家及国民形象是很不公正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造成中国的人和事在国外会受到歧视，中国的形象被歪曲、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我在想，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去指责作者，而是我们的社团组织制度及理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没有由中国人发起的摄影或者文化方面的具有权威和标杆性的国际组织，这样中国的摄影人和艺术家就没有话语权及选择权更没有评审权，你只能够去迎合人家的喜好，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因此，你就发起成立了国际摄影协会？
赵旭新:国际摄影协会的成立颇费一翻周折，首先是组织注册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相关政策的原因，要冠以“国际”的摄影组织，在国内注册不了，我们团队商量以后，因此就到香港注册了“国际摄影协会”。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经过努力，我们以“广州国际摄影协会”的名称也在广州民政局获得了注册。目前我们在努力争取将注册地放在国内，同时希望能够得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协会的成立得到了原广东摄影家协会主席梁惠湘、广东省副省匡吉，以及毛泽东的摄影师吕厚民等老一辈摄影家的肯定及大力支持。他们出任国际摄影协会名誉主席，为协会的发展出谋划策，鼓劲加油。
记者:这些年，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成效怎么样？
赵旭新:协会成立以后，我们坚持普及摄影，为影友服务，稳步推进国际化的策略，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在国内，我们积极开展摄影活动如：2014年的“千名摄影师聚焦张家界”采风活动；支持、配合各级政府部门的一些事务与合作，如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广东农业名牌产品摄影大赛等，为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做出力所能及的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目前，我们举办了两届主席团及理事会的选举，增加了世界各国参与进入主席团成员的比例，我们还与联合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合作关系。
记者:你在协会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案例给你印象最深？
赵旭新:2014年，在中法建交50年之际，我应邀参加了法国布列塔尼的国际纪实摄影展的评委并前往法国参与交流活动。作为评委，由我们协会选送了30多幅（组）作品参加评选，其中有一个大奖名额分配给中国，在最后的评选中，法方说中国情况赵先生熟悉，这个奖由赵先生来推荐。我推荐了中国摄影师郭晓明老师的一组反映农村结婚闹洞房的题材，展览出去以后效果非常好，当地媒体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这个案例，反映的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虽然，中国大部分农村生活还不是很富裕，但从农民的欢声笑语的照片上看到了和谐、快乐的精神面貌。
去年，我们协会主办的第六界国际摄影艺术展评选，我们邀请了美、英、法、俄及塞尔维亚等国家的知名摄影师担任评委，我是评委会主任，在一个金奖作品上大家有争议，有国外摄影师推荐一组反映中国环保问题的作品为金奖。后来，我大力推荐一幅反映中国皮影戏主题内容、宣传推广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的作品，并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国外评委。
以上案例让我深有体会：通过我们的组织，以及在这样平台上所具有的评审权及话语权，会更加有效推广中国的文化艺术，宣传中国正能量东西。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记者:这些年来，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和问题吗？
赵旭新:有的，要做出一番成绩并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国际摄影协会这个名称本身够大的，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别说去做了。刚开始，国内一些同行一看到国际摄影协会主席是中国人，感觉不可思议，因为在国人印象里，这样的国际组织应该是国外的人来担任主席才对的。还有的人对我们这个“新生事物”冷嘲热讽故意找茬。当然，除了同行冷待还有协会发展的资金。而最让我们困惑的问题是政策问题。
我们国际摄影协会这个名称想在国内民政部注册，民政部说它需要一个主管单位，我们咨询了文化部，文化部也没有一个部门敢承接，审批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的发展，让人有报国无门的沮丧及无奈。当然，我们不会放弃，在广州民政局注册落地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认为，国家应该护持一些民间社会团体，去创立国际性、世界性、全球性的文化、艺术、经济等的组织，去制定由中国人主导的游戏规则，这个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这是文化、经济输出最廉价快捷的途径及办法。不然，中国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意思形态的主流，中国文化的输出就举步维艰。可喜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迈出步伐，比如亚投行，比如逐步取消官办协会，让社会团体民间化等政策。
采访到这里，我对赵旭新先生肃然起敬，他做的不是摄影那么简单，不仅仅是在做一个协会的问题。其实，他是在为摄影走向世界在不断探索和努力，他是一位真正推动中国摄影乃至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践行者，这次当选“中国摄影年度人物”当之无愧。（郑伊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