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我们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本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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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界限和价值判断
2021年12月，在教育部公布的新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把“区域国别学”正式列为新增“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应该说这是区域国别研究走向学科化、专业化的制度保障和升级，凸显了区域国别研究这门学科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充分反映了中国在走向百年复兴新时期对这门学科的需要和期待。随后，国内不少学术刊物发表了众多国内学者，尤其是笔者所熟悉的亚非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内涵、路径、方法和要求以及兴起的背景与意义等相关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针对性和启发性都很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小阳春已经到来。笔者在这里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体会，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界限和价值判断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供同行批评。
第一，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界限不等于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界限。区域国别研究以特定地区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比如说以中东、拉美、欧洲、东南亚、南亚等区域为研究对象，或者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国别为研究对象，但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别仅仅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单位而已，任何一个地理单位都会涉及其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外交、宗教、文化、体育、教育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五花八门，从学术上讲，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但教育部在公布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时，给出了明确的学科归属指导意见，即“可授予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学位”。笔者认为，这主要根据新时期以来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主要依托国际关系、外国语言文学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而开展起来的实际操作经验而提出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学科学位管理方便而提出的权宜之计。
实际上，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在日常工作中都能感受到，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问题远不止上述三个学科所能回答，而且这三个学科的学科思维也各有特点（国际关系的框架思维、外语学科的文本思维和历史学科的过程思维），相对于实际需要似乎都有自己的学科局限性，比如研究中东石油，无经济学专业背景难以深入；研究中东宗教，不具备中东地区的小语种背景难以登堂；研究非洲农业，不懂非洲地理学、土壤学、气候学只能流于表面。几年前安徽有家大型农业企业有拓展非洲农业合作的意愿，希望我们根据乌干达和津巴布韦两国的现有粮食政策、种植规模、待垦荒面积、作物品种、土壤条件等写出一份综合性的中非农业合作可行性调研报告，坦率地说，这项任务已完全超出从事国际政治、非洲史研究者的能力，需要真正的非洲农业专家介入才能完成。还有一例是安徽对外经贸中小企业商会有意拓展非洲市场，希望我们对西非几个法语国家的小商品市场准入政策如环保质量标准、关税与销售税率、国际品牌市场份额以及进口管理机构和规定等方面拿出调研报告，这种专业性极强的任务，最终我们只能借力于对象国在华留学生和当地的专业性咨询机构的参与和合作才基本完成。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是学理性的学术研究，也是面向现实需求的对策性研究，不仅要做到仰望星空，还要脚踏实地。实际需求的具体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国别研究这门学科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必须做到以实际需要为牵引，有针对性地以围绕实际问题来借力和援引其他学科研究力量，强化开门意识，不能搞自我封闭。只有这样，区域国别研究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第二，价值判断不能代替事实判断。作为一门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在当下能成显学，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迫切的现实需要，但在研究范式、路径上，我们仍要深入借鉴欧美区域国别研究100多年的成功经验，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适度把握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不能用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二是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基础。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是一个古老且永恒的哲学话题，从古希腊开始直到今天也没有形成一种普遍认可的看法或观点。从自然科学来说，事实判断不成问题，其假说可以通过实验和实践予以证实或证伪，是科学还是谬误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以定性和思辨研究为主要特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来讲，为了保证研究结论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借鉴自然科学的定量和经验研究方法即“科学化”是唯一选择。尽管我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很难做到价值中立、价值无涉，但研究者心理上至少要有价值判断必须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原则，弄清事实在先，然后推导出价值判断，而不是相反。笔者曾经评阅国内一篇研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论文，论文引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智库公开的相关研究报告，然后就得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恐怖主义、垄断全国经济、既腐败又暴力的结论。且不说作者引用材料的真实性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上来说，起码就存在引用材料不全面的问题。这些智库报告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学术注脚，看似言之凿凿，中立公正，但实际上存在明显的政治立场和偏见，对于其中的证据数据必须谨慎使用才行。作者不去引用伊朗国内材料而是单方面引用这些公开的智库报告，更没有看到伊朗革命卫队对伊朗现行政治体制和地区安全环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是草率地得出个人倾向十分明显的价值判断。此外，国内至今还有少数学者对执政40多年的伊朗现行体制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认为现政权宗教属性是“原教旨主义”，违背政教分离的大势，是一种“倒退行为”等。殊不知这些带有明显价值判断色彩的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曾经流行的观点，现如今即使在西方学界也已经得到很大的修正了。如果说一个学术新手得出草率结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有这样的认识就说不过去了。如果以诸如此类的观点、结论和判断来指导实践，其危害性就更大了。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以结论代研究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缺少必要的“同情式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都是域外国家和地区，对研究者来说是“他者”，与“我”相比天然存在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差距性。怎样才能真正走进“他者”的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他者”？笔者以为“尊重”是最好的通行证。尊重是一种平等的态度，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能做到换位思考，能在对方的立场、处境、情感上理解对方，这样的理解才能叫同情式理解。同情式理解需要培养，而最有效的培养方式就是深入所研究的对象国和地区做沉浸式的田野调查，亲身观察对象国风土人情和鲜活的生活场景，与对象国各阶层的人打交道以体会他们的真实情感，感受他们的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身临其境的田野调查会使调查者产生很多非常特殊的感受，如现场感、真实感、立体感，甚至还有时空穿越感，有过田野调查经验者与无经验者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迥然不同，前者对问题的看法会更加全面、立体、深刻。笔者注意到，学界那些对区域国别研究越是深入的学者对很多相关问题越不敢轻易下结论，其原因恐怕主要在此。比如少数学者可能是受到西方媒体或者国内某些倾向性比较强的媒体的影响，也认为当今伊朗在国际关系中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四处为敌，但是所有到过中东乃至伊斯兰国家访学交流的学者则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文化、艺术、宗教生活中，也表现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从迪拜和卡塔尔的艺术博物馆收藏，到伊朗传统节日诺鲁兹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十几个国家被共同欢度，从伊拉克卡尔巴拉和拉贾夫两个小城市的什叶派伊玛目陵墓的伊朗门卫，再到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建筑工地大量使用的钢筋和水泥，都说明伊朗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16年6月，笔者与国内几名学者受邀到德黑兰参加霍梅尼逝世27周年纪念会，印象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的学者外，共有40多个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学者参会。笔者利用会议空余时间与尼日利亚、亚美尼亚和塞尔维亚等国的学者交流，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学者对伊朗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和认可，感受到伊朗的国际影响力。在重视对象国语言和田野调查这一问题上，必须承认欧美学者乃至日本学者已经为我们树立很好的榜样，像研究伊朗艺术史的美国学者亚瑟·波普、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美国学者傅高义、研究一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治思潮的日本学者山内昌之等，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者理应秉持公允平实之心，遵从论从史出、根据事实做判断、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基本规范。笔者认为，同情式理解是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必须培养的基本素质，也是保证学术研究成果质量和水平的基本要求，带着这样的素养和要求去对象国或地区做沉浸式田野调查，才是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上的正道。田野调查的基本功课做不足，区域国别研究很难走深、走远、走实，因为它是培养同情式理解进而克服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这一不良倾向的最有效手段，没有之一。
原标题：《王泽壮：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界限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