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训天：百年铜章现竟陵，曾经的天门商业是那么繁华
2025-06-22 15:10
发布于：湖北省
前言
开篇前，特别鸣谢证章收藏专家八闽游侠！这位天门中学毕业，心系家乡的收藏达人，对老家的老印章情有独钟。在行内，他像一个机敏的猎豹，一旦发现猎物，便一击必中。为防止文物落入外人之手，他不惜重金抢购。每每有收获，他都第一时间和我分享。月前，他喜获一枚珍贵的“天门商民协会职员”证章，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这枚证章的发现，改写了历史，使百年前的“天门商民协会”不仅仅只有文字依据。
他提供的图、文，足以单独成文发表，我的建议，他谦虚而未应许。他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集藏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衷心期盼他，事业有成。有朝一日，回乡办一个证章博物馆。他的集藏，难度系数极高，很多都是孤品。通过查询收集资料，下面我将这枚铜章的来龙去脉和其丰富的内涵，介绍给读者。
一、铜章现身
2025年3月，天门竟陵一处老屋翻修时，工人从斑驳的土墙缝里抠出一枚锈迹斑驳的铜章，擦去尘土，竟露出清晰的天门县商民协会字样，背面还刻着宣传部主任五个字。这枚双面打碟工艺的铜章，是天门地区首次发现的天门县商民协会，除文字记录以外的物证，为研究百年前天门地区的商业贸易、商会组织、商民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诞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是天门商界支持革命的实物证据。
这枚证章的形状很特别，一看就是清朝通常采用的那种芭蕉扇吊牌模式。民国以后，很少使用这种款式。
芭蕉扇在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芭蕉扇通常由芭蕉叶制成，芭蕉叶宽大且柔韧，象征着坚韧和不屈的精神。在古代文化中，芭蕉扇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还具有驱邪避凶、长寿康宁、吉祥如意等美好寓意，这些象征意义使得芭蕉扇形状的吊牌在文化上更具吸引力。
铜章的边缘因岁月磨损略显圆钝，但图案依然清晰——正面的浮雕繁体字天门商民协会职员，背面阴刻宣传部主任。这种双面打碟工艺在民国时期属于精细活儿，需匠人将铜坯反复捶打成型，再手工錾刻细节，绝非批量生产的产品。
这枚铜章是本地银楼打造还是外地加工？则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寻找旁证。
天门历史悠久，商贸发达，早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胡永和钱庄在县城开业。咸丰六年（1856年）清政府在县城设立征税机构厘金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天门绢在上海举行的丝织品评比中首次夺魁。宣统二年（1910年）县城吴均顺机房生产的天门绢，在英国伦敦展出，获银质奖章。
清朝乾隆年间有外商在天门开洋行，国内有：河南、江西、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山西、陕西、安徽等省的商民在本县开店经商。小县城商贸物流繁荣，清末民初每天都有汉口往返县城的客轮。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很长时间“商会”是作为贬义词的存在。其实，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商贸繁荣。商人们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成立维护自身利益的商会组织。开始只是以行业商会的形式存在，后来发展到了以地块区域划分的总商会。
二、临时流通券
2006年的时候，一个天门老乡发现自己家中老木箱里的衬纸竟然是“天门商民合作银行”发行的“天门临时流通券”。它是一个整版，这个老乡将它从箱底撕下来裁剪成10张。 当地媒体报道了此事，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金融钱票文物，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然而，嗅觉灵敏的武汉收藏爱好者专程赴天门，将其悉数买走。
2009年第5期《收藏》杂志刊登张或定、张劲峰、张哨峰的文章《天门商民合作银行券》，作者张或定是武汉资深的钱币收藏专家，其对天门商民合作银行临时流通券的发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天门商民合作银行的设立，不仅填补了湖北地区商会史上的一项空白，又为湖北地区增添了一个新的民间金融机构类别：而“天门商民合作银行临时流通券”的出现，也为湖北地区的民间钱币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因此，天门商民合作银行流通券，就成为湖北地区商会组织建设合作银行的唯一实物证据。
文章的作者用湖北地区的两个唯一，来评价天门商民合作银行和临时流通券。
虽为临时流通券，但印制相当精美，尤其是图中的陆羽亭，比后来重修的双层陆羽亭要漂亮得多，后者显得粗糙，且有点头重脚轻。钱币专家经过研究对比，认为此券的印制水平超过了民国时期天门“吴成记石印局”，是在外印制的成分居多。因此，天门商民协会铜章也有可能是在外定制。
临时流通券后面的说明如下：
本行为谋公共利益便利，全县金融起见，根据商民协会定章，募集股本设立商民合作银行。现因铜元缺乏，不便周转，暂发临时流通券辅助现金，一俟铜元充足即行收回。本行启。
临时流通券背面的文字，明确告知：天门商民合作银行是天门商民协会依据章程而设立。然而，此段行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这为我们判断临时流通券的发行时间，引申出时间上的分歧。
1866年，大清国第一位出国考察的官员斌椿，在考察英国时发现标点符号的实用价值，回国后建议清政府推广使用，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清政府拒绝了这个“洋为中用”的建议，这一搁置就是五十年。直到1919年：胡适等六位北大教授联名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明确提出了逗号、句号等12种符号的标准化使用规范。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正式采纳该方案，标志着中国首次拥有法定新式标点符号体系。
这样一来，结合铜章的形状来判断，临时流通券有可能早于钱币专家认定的时间，会不会是1920年之前的产物？这将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钱币专家认为，天门商民合作银行临时流通券的发行时间，很可能在民国16年（1927年）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现金集中条例》颁布实施以及南京政府对湖北进行“经济金融封锁”之后不久。它是铜钱向纸币过渡的物证。
三、铜章内涵
这枚天门县商民协会职员证章，最早可能出现在清末的1905年之后。
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 》《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1905年1月13日，近代中国第一个商会，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在《天门商民合作银行券》这篇文章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湖北商会的发展历程，其中有关天门商会的介绍如下：
清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天门成立了县商务分会，会长郑有漠。民国5年（1916年）以后，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改组为天门县商会，有董事30人，会员208人。民国16年（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根据商民协会章程，改组为天门县商民协会。
以上文字见2009年第5期《收藏》杂志122页。
综上所述，百年前的天门：商业金融，为省内县域经济之最，有最大的县级商会组织，有自己的商民合作银行，有发行独特的临时流通券，使之成为全省县域商会经济中的唯一。
铜章反面的“宣传部主任”几个字，不仅压缩了时间空间，也重现了历史。
在武昌蛇山，辛亥革命纪念园区，有一座碑亭。上面刻着孙中山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武昌发生了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暴动，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临近武汉的天门有许多仁人志士参加了这场革命，有的壮烈牺牲，他们的名字，有的刻在武昌烈士祠的墙上。
天门商民协会铜章上的“宣传部主任”这几个字，属于孙中山时代引进的外来词，也是天门商界深度参与革命的物证。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曾经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宣传部，是属于党务系统的职务，这个职务出现在天门商民协会的证章上，说明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天门商界积极介入国民革命军运动。根据铜章上的字面分析，宣传部应该有部长，部长就是天门商民协会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部长下面还有主任和干事。这个铜牌的存在，足以证明百年前，天门商民协会，这个组织的规模和级别。
那个时候宣传“主义”，有杀头的风险。在辛亥革命纪念馆，记录了这样一位辛亥革命烈士；
宋开先（1886-1909），原名：宋镇东，湖北天门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他因豪放性格在乡里开风气之先，被称为“开先”。宋开先对清朝的丧权辱国行为感到愤恨，于1905年联络刘静安等人暗中组织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冬，他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同盟会。
1906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回湖北联合日知会，鼓吹革命并在军队中开展活动，准备起义。行动失败，流亡日本。1908年，他再次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大力进行革命宣传并集结千余人准备起义，最终遭人告发并被暗害。在这里，关于宋开先烈士1988版《天门县志》这样介绍：
1908年，宋开先自日本留学归乡，散发进步书报，联络同志筹划起义，次年三月，宋遭地方劣绅派人暗杀身亡。
宋开元烈士的牺牲激发了一批有志青年积极参与辛亥革命，可惜很多人牺牲了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记录一下的只是极少数：
王汉初（1889～1911）湖北天门人，鄂军第一镇一协三营三排九棚正下士，1911年阵亡于汉阳锅底山。
宋国珍（1890～1917）天门马湾大湖乡鲍夹村，辛亥革命敢死队队长。
这枚铜章的主人，是天门县商民协会的一名宣传骨干分子，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为革命作宣传鼓动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将这枚记录着革命荣耀的证章塞入墙缝，使革命文物得以保存。
细观察，铜章的背后有明显的锉刀修磨过的痕迹，因此，这几个字可能是后期加上去的。如此一来，这枚铜章可能诞生于辛亥革命时期，北伐战争开始后，在铜章的背后加上“宣传部主任”几个字。
四、革命烈士胡赓庭
说到天门商民协会，就不得不提它的灵魂人物——胡赓庭先生。这位天门商界的领袖，是天门商会扩大后的天门商民协会主席。他是一位心系家国的革命支持者。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胡赓庭带领天门商界走出了一条商业救国的独特道路。
胡赓庭（1877～1930），名祥生，字良银，湖北省天门市竟陵办事处雁叫街人。
根据天门网 《天门市志》（立传人物）胡赓庭被评为革命烈士。
少年时，胡赓庭在竟陵周永发匹头号当学徒，1905年在亲友扶持下自立门户设铺号“同兴祥”，经营匹头、棉花、棉布、蚕丝等业务，跻身竟陵商界。
辛亥革命时，他主动捐助钱币8万元，支持刘英、刘铁所率义军攻克天门县城，赶走清知事。1921年因主持公道、仗义施才，被竟陵商家推为商会会长。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先遣队攻打天门县城，他亲率商民代表前往九真迎接，充任向导，带队入城。
1927年春，当北伐军进入湖北时，胡赓庭第一时间组织商民协会成员筹集军粮。据史料记载，他亲自走访天门各大商铺，说服商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他的感召下，天门商界仅用三天就筹集了足以供应一个团一周所需的粮食。更令人感动的是，胡赓庭不仅动员别人，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将自家米行的存粮全部捐出，只留下维持家人基本生活的口粮。
1927年6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击溃犯境四川军范绍增部后，他在十八师政治部召开的党政群联席会议上，带头发表演讲，积极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经济政策，支持讨伐杨森叛军，动员商民恢复工商业，维护社会秩序，在国共合作形势下做了许多有利于工农革命的事。
1929年，河南丁之爵、马贯之匪部在京山永隆扬言要血洗天门城，为了避免刀兵之害，他挺身而出，前去劝说匪部撤退成功。
1930年，金亦吾、管子芳率部劫掠县城，他遭到枪杀负伤，不治而逝，终年54岁。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革命烈士，长期未得到认可，在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之前，他只是一个商人。尽管如此，关于胡赓庭，在1988版《天门县志》中还是找到了这样一句话：民国六年（1917年）3月7日，县城商人胡赓庭捐款8万串，支援护法军政府讨伐北洋军政府。
目前尚未发现胡赓庭烈士的照片，这枚天门商民协会证章的重现，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收藏者深知这枚证章意义重大，属于革命文物，没有让它落入外人之手。
铜章重现的地点也耐人寻味——天门竟陵郊区的一间老宅，距离当年商民协会主席胡赓庭活动的雁叫街不过几里路。有人猜测，这枚证章可能是1927年宁汉分裂后，协会成员为躲避清查，在此避难，被捕前，塞入墙缝中。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证章的主人在下乡动员宣传时意外遗失在这里。
不管怎样说，这枚铜章默默在泥土里埋了将近百年，如今重见天日，仿佛带着那个年代的气息，让历史重现：商人们敲着算盘为北伐军筹粮，店铺门口贴着拥护革命的标语，而佩戴这枚证章的人，正站在街头高声宣讲恢复工商，共克时艰的勇士。
风云突变，他们在关键时刻采取了紧急措施，使革命文物得以保存。
不管是将流通券糊在木箱的衬纸下，还是将证章塞入土墙缝中，它绝不是偶然，而是先辈们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对文物的保护意识，这点是值得后人们学习。
五、尊重历史，在商言商
为什么在胡赓庭牺牲八十年之后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为什么“商人”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作为贬义词的存在？
商业文明的核心在于其价值观念、伦理准则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认知上总是把商人和奸商画等号，仿佛商人的本质就是剥削，于是乎，商人总是和资本家发生联想。其实，以天门商民协会这个组织为例，他们曾经参加和支持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天门商民协会成立了商民自卫队，直接参加抗战，满满的家国情怀。当天门沦陷后，商会组织转入地下。
日军占领天门后，汪伪政府另起炉灶，成立了新的天门商会。
1945年，日本投降，日伪天门商会会长陈玉泉、李卓舟以汉奸罪被处决。天门商会重新建立，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天门县商会有商会及同业分会9个，会员699人。
然而，商会和商人的政治面貌，在很长时间内总是被扭曲和错误地解读，以至于使很多守法商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在我家上辈人的口中，经常会听到“铺里”一词。
我的舅伯刘芹香（1914～1992）和原天门中学校长邓仲禹的岳父李洪生（1911～1993）两人合伙开了一个小铺子。铺子很小，洪生伯曾经幽默地说：“我们的铺子，连林家铺子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铺里请不起学徒，就是家里人来帮忙，主要有幺叔和我父亲。幺叔是洪生伯的小弟，我父亲是刘芹香的内弟。那时候他们到汉口进货都是靠步行。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小铺子也不要了，洪生伯和我舅伯成了国营天门县百货公司的员工。
后来划成分，我舅伯是小商，而洪生伯成了资本家。这个问题几十年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近年来，看了洪生伯儿媳彭怀玉写的《怀玉家书》（作家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这个谜底才解开。
原来公私合营时，洪生伯响应政府号召，拿出40.39元钱买了天门县公私合营的股票。
你说冤不冤？这居然成了洪生伯剥削的罪证，于是，洪生伯的成分就成了资本家。直到1980年6月才改正。邓仲禹校长几次受整，也与岳父的成分有关。洪生伯中年丧妻未再婚，独自抚养孩子，这顶帽子，洪生伯整整戴了23年。以前总见洪生伯来找我的外婆聊天，原来他是来吐苦水，说说心里话。
1982年，我92岁的外婆去世，送葬的队伍中就有洪生伯。我妈总说洪生伯是一个好人，那年家里揭不开锅，别人有钱都不敢借，是找洪生伯偷偷借的。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是改革开放后的谚语。
百年前，这里的商业经济是全省县域中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后，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天门商会，尤其是广州和杭州这些商贸发达，经营环境宽松的城市，有很多天门人在这里经商，并且出了很多事业有成的商界精英。
六、天门光明
在7788收藏网上搜到一枚天门县商会的证章，从形状到字体和材质，可以肯定它是出自民国时期。卖家说证章的反面还刻着“天门光明”四个字。凭此我判断它是出自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重新组建的天门县商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听我外婆讲，洪生伯的儿子是抗战胜利后出生的，学名叫德胜，小名叫还都，这都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巧合的是，后来洪水伯搬到了生产街胜利路。
湖北楚商联合会会长陈东升，出了一本书：《战略决定一切》。
这是2024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东升。该书通过定位、战略、治理结构、执行、风险、创新、价值观等七个方面，为读者深入解读和剖析自己的战略思想框架与体系，就上述问题及其他企业战略相关命题，给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与经验总结，为企业家、创业者、管理者、投资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陈东升在中国商界领袖中占有一席之地，绝非他的财富使然。他被称为“92派”领军人物也绝不仅仅因为这个词是由他发明。他的创造性思维才是他的魅力所在。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已经是副局级的他毅然辞职下海，当时，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是《管理世界》的常务副主编。他创建嘉德拍卖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程序和流程，他派人到香港和英国伦敦，在拍卖会现场录像，然后回来研究。他要玩西方上流社会才玩的高雅游戏，更看上拍卖中的双向佣金。文物是不允许买卖的，高档收藏品无法形成流通，拍卖会成了一个安全的渠道。当然，不是谁都能拿到牌照的……
他创建“宅急送”时，这个行业刚开始在日本流行。今天，当养老成为热门话题时，他的泰康人寿早已如日中天。他帮助和影响他的同学成为武汉大学的“三剑客”：田源是他武大的学长，被称为中国期货业的开创人。毛振华是他的同学，同事兼湖北老乡，是中国信用评估业的领军人物。
战略，对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去年十月回天门，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多家庭缝纫作坊，噼噼啪啪到处都是。经查，是那些在外创业的老板们回乡创业来了。这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这是一个成功的战略转移。轻车熟路，不用腾笼换鸟。
留得梧桐在，自有凤凰来。天门商业必将再现百年前的辉煌。
2025年6月于武昌
喻训天，天门竟陵人，1955年出生，天门城关中学1970年初中毕业，1971年下放天门张港朱场公社联合大队，1975年招工进武钢轧板厂，2010年退休，现居武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