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化妆品监管司司长 李国庆
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 熊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 黄华波
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 葛延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鹏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谢庆国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市总商会副会长 蒋仁生
中信二十一世纪科技董事、阿里健康副总裁 王培宇
上海创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名医主刀”创始人苏舒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韩中伟
德生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副会长 龙岩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龙津药业董事长 董事长 樊献俄
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开涛
首先我们有请制药企业代表，康美药业韩中伟，给我们从制药这个层面分享研究成果。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韩中伟：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康美药业。成立于1997年的康美药业，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事业发展，倾力打造全产业链资源平台，在发展中特别注重模式创新和标准打造。近几年，我们更加贴近国家打造“健康中国”和振兴中医药发展的战略，从一个传统中医药企业，与时俱进转型成为现代化大健康产业龙头企业。我们公司全力响应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号召，结合信息化技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造并传承中医药文化，把“互联网+”渗透到中医制药、销售、就医、健康管理等各环节，在公立医院改革、医药分开、医保体系建设、医药信息化建设、互联网医疗、中医药标准打造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丰富运作经验和资源优势，同时也从中受益，实现了公司大发展、大跨越和大提升，在改善患者就医流程，缓解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等方面推动了很多重大创新，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能力。
那么，康美药业做了什么呢？下边我简要介绍一下情况，还请指导。
中医药标准打造。众所周知，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的民族医药，是中国瑰宝，但一直受制于标准的统一规范和制定。康美药业从创立之初就坚持打造行业国家标准，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于2002年在国内率先提出实施中药饮片小包装和色标管理，并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高度肯定，在全国推广，成为国内唯一参与国家标准制订的中药企业。在此基础上，康美陆续率先推出多项国家标准，2005年成为国家唯一参与制定中药饮片生产管理GMP国家标准的企业；2008年承担中医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研究、中药饮片炮制生产过程标准研究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0年完成近百个中药饮片品种工艺验证和国家、地方生产技术规范和标准；2012年成为国家商务部唯一参与制定中药材等级分类国家标准的企业，同时作为唯一参与国家发改委授权发布的36个国家价格指数制定的民营企业，独家承担和运营了国家级中药材价格指数——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现已成为我国中药材价格走势的风向标,成为市场定价、商家经营、药农生产的重要参考依据）；2013年推出全国唯一的“实体与虚拟市场相结合”的中药材大宗交易平台；2015年承担编制209个中医药编码国家标准，并承担了多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参与多项国家和省级饮片炮制和质量标准制订，对行业规范和提高中药材质量及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公司在三七、人参等中药材品种试行溯源体系，对种子、土壤、气候、施肥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追踪。在这些过程中，康美药业与药农、药商建立了良好关系，并积极推行标准化规范管理，从而提升中药材形象，助推行业发展，惠及人民健康。同时，康美药业还管理着占全国75%交易量的广东普宁、安徽亳州等中药材市场，市场化管理实行统一仓储、包装、标签、票据、质检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成为中药材市场的管理标准，亳州中药材市场成为全国唯一行业价格监测点。
在打造这些标准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能否推行落实以及见效，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欣慰的是，这些年我们的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取得了相当多成绩。随着国家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行，相信未来这个民族产业将会在我国的医改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标准的打造也将会是重中之重。
“互联网+”方面。中医药是一个庞大系统，大健康产业更是一个备受瞩目、关乎民生的产业，涉及方方面面，大数据分析统计以及运用是大势所趋。在“互联网+”概念兴起前，康美就已经做足了准备，早在2008年康美打造了普宁中药材价格指数，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我们投入数亿元建立了云计算中心，承担编制运营发布了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为广大药农、药商、药企及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随后打造了行业最大的医药电商平台康美健康。2015年，康美药业被指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唯一的中医药信息化医疗服务平台试点单位，积极配合国家相关部门探索“互联网+医疗”产业模式，目前正在制定“互联网医疗”国家标准，康美药业凭借自身长期在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医疗服务和中药材信息化建设上所积累的成果和经验，正在积极打造“大健康+大平台+大数据+大服务”的“互联网+”平台。
医药信息化建设方面。康美药业与新华网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出资搭建了国内权威的健康大数据平台，重点开展健康数据挖掘、慢性病管理、健康在线咨询、健康产品研发等业务。该平台与医疗体系中的个人档案结合，让医生看病时能很方便地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和既往病史，已打造的全国首个为癌症群体提供健康服务的“癌康网”具备业务开展基础。
互联网医疗应用方面。康美药业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医药信息化医疗服务平台试点单位，在康美医院成为全国首家“网络医院”的契机下，由彭少毅博士领衔的美国微软公司云健康管理团队整体加盟康美药业，在国内率先启动“互联网医疗”项目并快速落地。以40多个地市“智慧城市”和1000多个“智慧小镇”建设为切入点，致力打造“中国健康云”，在北京、上海等地社区建设了多个医养结合站，与知名地产企业联合开展“互联网+社区医疗”，在深圳打造社康中心，开展智慧养老，推出医院信息平台、肿瘤全程管理平台、“互联网+养老”平台以及“掌上医院”、“康美医生”等智慧医疗APP，目前全国线上已经有全国各地2000多家医院实现挂号，一万多名医生在线服务，拥有数十万名会员，服务覆盖人群达2亿多。
同时，康美药业于2015年率先在广州推出全国首个“智慧药房”，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寻找突破口。智慧药房通过与合作医院直接对接，完全实现医院处方流转、医保付费，领跑中医药工业化4.0互联网“最后一公里”，迈出了智慧医疗的坚实一步。患者的电子处方发送至康美来完成药品的调配、中药煎煮与配送，把过去繁杂的取药、支付、回家煎药的麻烦直接简化成像“收快递”一样简便，有效解决了候诊取药、煎药以及交叉感染等问题，超过九成用户认为这是一项便民利民的健康服务，感受到智慧的互联网医疗带来的更便捷、更精准、更贴心的好处。该模式自2015年6月启动以来，已与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70多家医院达成协议，已建立有广州、深圳、北京三个城市中央药房，其中50多家医院系统对接完成运行，受益人群数千万。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在2015年6月和9月专程两次到广东实地考察康美智慧药房和互联网医疗，多次在公开场合“点赞”；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也专程在2015年11月12日考察康美互联网医疗，并给予厚望；央视、新华社等媒体对该项目也给予高度关注，引起社会积极反响。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建设医疗第三方支付平台。目前国内有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但基于医疗的平台却是空白。医疗特殊性决定了“互联网+医疗”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特殊性，在这方面不是其他简单的平台所能代替的，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专业的支付平台。康美药业基于多年成功打造的大健康全产业链平台，已经在网络医院、智慧药房、智慧养老、健康智库、健康管理、第三方支付和健康保险等构建的互联网大健康平台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有利于优化整合医疗资源、缓解医患关系、破解社保医疗区域性问题、实现远程医疗的真正落地，在该平台的建设方面进行了诸多准备工作。
康美药业还与青海、广西玉林、云南普洱、广东普宁、怀集等政府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由康美药业直接在这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投资建设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并启动医药电商和健康保险服务。
在互联网+炙手可热的当前，互联网医疗竞争可谓激烈，模式虽多，但落地困难，成效更是难以界定，涉及的信息资源尤其复杂庞大。但无论什么样的信息化手段，都要基于药品和服务质量服务于百姓健康这一根本，基础不能改变，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政策支持推动实现不同医疗机构之间资源和信息共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的付费方式，强化基层医疗服务，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形成医院有动力、医生愿下去、患者得实惠的良性机制。
医药分开方面，康美药业在医院管理特别是在医院投资运营、药房管理、医疗器械及耗材供应、药品现代化物流配送、仓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经验，走在行业的最前列。
康美药业在广东普宁投资近十亿元新建粤东地区唯一一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三甲综合民营医院，并对核心骨干医护人员进行股权激励，积极探索医生收入分配激励改革模式；在吉林通化的梅河口市、通化县投资多家公立医院，特别是刚成立的股份制康美梅河口中心医院，对该地区打造成为区域医疗中心有着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同时，康美药业还计划在广东怀集、广西玉林、辽宁本溪、青海等地区投资运营公立医院，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工作。
康美药业还分别为广东省普宁市、怀集县，以及吉林省通化市、广西玉林市、云南普洱市的上百家公立三甲医院提供“药品耗材现代物流延伸服务”，年涉及药品采购金额近50亿元。医院通过 “药品耗材现代物流延伸服务”，既降低了运营成本，也减少了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出，同时增加了财政税收，并遏制了医院在医药采购中的不正之风，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助力“两票制”的实施，实现了政府、医院、社会、患者多方共赢的局面，为贯彻落实公立医院推进“医药分开”的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公立医院改革和“医药分开”这两个重大改革模式的探索中，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予以支持，然而实际运作中困难重重，政府、医院和企业都顶着诸多压力。一些利益方的奶酪被动了，他们就不停地出来阻碍，甚至无理取闹，在社会上雇佣“枪手”发表攻击性强烈的言论。比如最近我们在药房托管改革中就遇到了诸多攻击，根本上是一些原有开着“皮包公司”的药商利益被取缔了。这就需要政府、医院、参与企业和广大社会百姓各方多措并举推动解决公立医院改革和“以药养医”问题，做好医疗机构管理模式、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可以说，康美药业自身长期在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医疗服务和中药材信息化建设上所积累的成果和经验，正在新形势下积极运用“互联网+”把自身产业推向纵深发展，打造的互联网+大健康发展模式在助力我国的医疗改革事业发展提供了积极经验，各大平台项目正在全国各大城市快速落地，积极地参与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行动中来。
当然我们在积极探索和发展的同时，也时刻感受到我国医疗改革的不易，这是一个真正的“深水区”，涉及面广、利益关乎全民，正是如此，我们更应该以人民健康为根本，砥砺前行，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落到实处。在此，我们有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应该基于医疗改革领域“以点带面”树立典型和标准。作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医疗改革的发展中触及各方利益相当广，典型的就是中医药标准的推进，国内目前虽然取得了诸多共识，但地方保护主义还是相当明显，如中药饮片推广这么多年，时至今日还未能实现统一标准，各地都推行地方标准，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所以要积极推行标准，政府支持，行业企业合力，大家众志成城地落实到具体中，企业可以说是改革的先锋，也是试验品，竞争激烈，一不小心就成了牺牲品，所以建议相关单位能给予勇于探索的企业大力支持，树立典型，做出标准，互相监管和促进。
第二，国家应该鼓励和加强“互联网+医疗”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不同医疗机构资源和信息的共享。这种基础需要国家来主导，只靠地方或个别企业是远远不行的。
第三，具体到我们企业，现在在积极探索和推进智慧药房、药房托管以及医疗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建设，都是新模式，遇到的阻力很大，希望相关部委和专家能适时给予大力支持，并欢迎实地调研体验，更希望相关部委能一同参与到这些探索中，给予规范的监管。
第四，医疗改革进行到了“深水区”，可以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对于“健康中国”和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建议国家能在健康产业金融方面给予这个产业建设的核心支持，希望国家能够更大地放宽条件，支持企业申办健康保险、健康租赁等牌照。
关于魏则西事件，我想这是一个监管规范缺失的问题，涉及到公立医院改革、社会办医等深层次问题，改革需要继续，监管必须跟上，不能有脱离监管的市场，一切不符合国家卫生医疗标准的办医机构必须坚决取缔，这是对人民健康负责。同时还要大力支持有实力、有医疗资源优势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事业，为“社会办医”注入活力，给百姓带来的安全、贴心、便捷的健康服务。
张超：我们此前对康美的认识就是一家中药企业，但实际上今年我们做健康中国课题调研时，发现康美确实是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全产业链的好处在哪？刚才韩总提到一个词“溯源”，这个词现在很火热，前不久这个疫苗事件，大家谈到了追溯。三天前，食药监总局刚出了一个意见，也是对这个药品的追溯提出来了意见，但好像没有详细的下文，只是简单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中信二十一世纪、阿里健康的总裁王培宇谈谈药品的流通、追溯问题。
中信二十一世纪科技董事、阿里健康副总裁 王培宇：
阿里健康是阿里巴巴旗下专门负责健康业务的公司，今天主要就阿里健康旗下二十一世纪科技公司，受食药监总局委托，建设中国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首先谈一下电子监管追溯体系。食药监总局当时在委托建设时，我们理解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药品安全，打造药品整个供应的封闭链路，实现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都可追溯。
我先介绍一下这套体系原理，第一个原理是“一物一码”，就是每一个药品上，跟身份证一样贴上了标签，大家看一下左边，这个就是药品监管码，是20位的数字，前面包括药品的类别码，前8位代表了药品的类别，中间有序列号，后面有一个加密位，这是一个数字编码，数字编码转化到药上这样一个图片，是一个条形码。这种码的整个设计，实际上有几个关键内容：一是容量，整个20位的条形码其中前16位表示了容量，它支持了一亿亿盒药品的产量，如果按照中国药品产量估算的话，支撑几百年没有问题的；二是安全性，任何追溯码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安全性，因为它本身代表着药品的安全，它本身要防止复制，所以特别设计了后四位的加密位，采用了军方的加密技术，这种加密技术使得一个不法分子拿到药盒的时候，这个码无法批量复制；三是标准性，从数字编码转化成条形码，要企业扫描采集时，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实施成本最低，所以药品监管码采用国际标准CODE128C，使得条形码能够被市面上通用的条形码设备，包括手机等都可以扫描；四是扩展性，这种一物一码的方式，编码粒度是最细的，细到药品的最小包装，所以它比目前市面上其他的编码标准，比方说商品条码都更细，所以它完全可以和所有的其他编码体系进行对应关联。同时，监管码在设计的时候，我们采用了标识+大数据模式。监管码仅设计为药品的一个标识，具体的数据都是放在后面大数据平台上，通过标识做索引，平台可以扩展任意信息，比方说生产信息、使用信息、价格信息都可以无限地进行扩展。
第二，有了身份证后，怎样实现全程追溯？就是全程核注核销，简单理解就是企业经营药品时，需要采集码，上传到信息平台。药品从生产出厂就有了身份证，直到整个供应链流通环节，每一个途径环节都需要采集监管码，就跟人去机场，身份证采集一下就记录了你去哪儿了。通过这种全程核注核销，就可以实现药品从出产到消费者全程封闭管理的跟踪。在消费者环节，也可通过扫码知道这个药品的生产（信息），何时出厂？是否过期？有没有异常的情况？这是第二个原理。
在这个情况之下，电子监管体系从2006年建设到现在10年。到目前为止，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在生产源头这一端是执行情况最好的，已经覆盖了95%的生产企业，药品有99%都已经加贴了药品电子监管码。每天赋码量一天有1.4亿盒，源头基本全覆盖。在生产后药品首次进入流通环节时，生产企业要采集上报数据采集完后，追溯平台能够记录到药品去了哪。这个部分生产企业扫码率已经达到95%，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药品进入到了批发环节会有两条线，一条线到批发公司，一条线到疾控，疾控主要经营疫苗。目前在批发企业，电子监管追溯体系覆盖了100%，就是所有企业都入网加入到这套追溯体系中，疾控稍微差了些，大概覆盖50%左右。但药品包括疫苗到了流通环节中，需要企业或者疾控进行核注核销的时候，扫码率就差很多。批发企业经营药品的时候，监管码采集率大概40%。这种情况导致很多的数据缺失了，这种缺失导致什么情况出现呢？在整个追溯体系设计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灰色的线写着上下游勾兑，它有一个勾兑机制。药品从上游企业发出来，到其他企业，我发出来500件，是扫描500个码，下游如果说你扫描的也是500个码，系统会自动做勾兑，表示说这个药是你收到了，而且没错。如果说上游发了500件，下游你扫描显示只收了300件，那200件去哪了，就可能是流到非法渠道了。这个时候追溯平台会给监管部门触发预警，这种机制的设计防止出现药品流弊、丢失情况。但现在，只有上游生产扫码率比较好，但是到流通环节，扫码率就逐步降低低，数据的缺失，导致该发现的预警就没法提前发现。流通环节数据缺失的问题，在疾控各环节更严重，据我们目前看后台的数据，采集率大概只有4%，也就是说疫苗进入疾控体系之后这个追溯数据基本没有了。如果疾控体系能够有比较高的扫码率和追溯数据的话，完全可以提前出现预警并发现问题，就能够有效防范济南疫苗类似事件的发生。
药品最终到了末端时候，药店覆盖80%，医院覆盖33%，但只是药店和医院加入了体系，当他们真正经营时，扫码率更差，仅在5%左右。可以看到，这个数据从前到后其实越往下越差，作用也会逐步被削弱。
药品到了公众手中，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短信、手机APP等各种方式，查询监管码，确认药品的来源和真实性。目前电子监管追溯体系现在每天有8万左右的查询量。这个数字看起来挺多，但是对比源头每天赋码的药品1.4亿的话，如果按8万的话，查询率只有万分之五点7。另外，中国网民有6.9亿，手机的网民有6.2亿，6.2亿的手机网民每天实际查询量只有8万，这也体现了公众对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的的认知度还不够。
这套体系当时设计的时候，是一套封闭的链条到疾控到医院到消费者，这一套体系能帮助国家、政府做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如帮助生产企业管理市场、药品快速召回在批发和疾控、药店、医院做精细化管理；帮助公众确认药品来源和真实性，维护自身权益。在政府角度来说，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透明监管、实时预警、快速召回、医保控费等，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还可从战略的角度提供数据决策依据，例如产能产量调整、疫情预判、产业分布等等。
但由于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些应用并没有全部得到实现，这里面包括采集问题，各级部门互联互通的问题、数据开放的问题，大数据应有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得到体现。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电子监管追溯体系仍然发挥了很多作用。
第一，济南疫苗案。济南疫苗案里边，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疫苗案当中，现场实际截获了2.3万盒疫苗，当时这个案件一爆发出来以后，阿里健康配合食药总局的要求，采集回来了当时截获的2.3万盒疫苗监管码，12小时就分析并锁定了初期有49家企业，其中根据数据分析的线索，有9家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并向食药监总局汇报，食药监总局对这9家当晚就进行公示。可以说第一批的线索就是根据监管码数据分析出来的。随后，除了提供第一批的数据外，阿里健康配合食药监总局的要求，从3月21号到4月12号，先后十多次帮总局提供各类企业、疾控的流向、预警等数据线索。
第二，在现场截获的疫苗里面，有3000多盒被不法分子是刻意破坏的。这里面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不法份子为什么破坏这个码，其实他心里知道的，这个东西能查到他的根，所以他会把监管码刻掉；第二，刻掉以后疫苗依然会被流通出去，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可能长期被破坏，监管码被破坏掉的疫苗依然会接种点打掉，这就证明公众在使用疫苗或者使用药品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例如说看看包装上的监管码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就拒绝使用。这是对公众宣传不够和末端接种点管理问题。
第三，电子监管实现了药品的追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在地方药监局日常监管打击挂靠走票等非法行为时很有作用。如福建省药监局，去年根据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建设了“智慧监管”，基层稽查人员拿着手机扫一个码就知道药品的流向。他们在药店和批发检查的时候，扫码只要发现流向异常，或者流向与票据不符，马上可以判断这个企业是否有走票等非法现象。
第四，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它不仅能帮助政府，也能够帮助生产企业整顿市场，就像北京华润双鹤，2015年它通过电子监管的数据把整个渠道进行优化，因为所有的生产企业，都希望自己的渠道越干净越少越好，但覆盖面越多越好。双鹤进行渠道优化以后它把各类渠道终端商砍掉了9600多家，左边是它原来分析出来的渠道，中间交叉覆盖非常多，经过序列整合之后砍掉了9600多家，整个渠道流通环节非常干净。砍掉这么多之后，它的覆盖能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22%。
第五，追溯体系核心是保护公众用药安全。最近的例子，5月11号的央视新闻，是湖北十堰市报出来的，一位李先生买了治疗他爸爸心脏病的波立维，使用后发现不大对。然后他扫了一下监管码，扫完发现生产批号、流向信息等都不对，发现异常以后，他觉得是假药，就送到检验机构，检验之后发现是假药。这个案例就证明监管码对公众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获得更多药品的知情权。但这里我还有两个问题要说的，第一，公众其实真的对监管码不够了解，如果在买之前查一下，就不会买，损失个人钱财事小，耽误病情事可大了；第二，波立维在大部分地区是医保药，他从药店买了药之后，我相信这个药品走了医保的，走了医保我相信国家医保资金就被浪费掉了，而电子监管码是“一物一码、全国追溯”的，这个药品在一个药店被售出，在全国就被标记这个码已经被卖掉了，在另外一个药店里边再去卖的话，如果跟医保结合起来，监管码体系立刻就能预警说这个药已经卖过了，或者这个药根本就是假的，不能给医保报销。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有效医保控费。电子监管码用于医保控费其实在2013年在河北省就做过试点，目前在浙江金华也开始做试点，经过医保部门的分析以后，认为监管码是解决医保骗保这种情况，目前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再谈谈医院追溯体系在医院的管理。江苏鼓楼医院把监管码用到医院里，用于医院内部的药品跟踪和追溯管理，它入库的时候扫码，并把码落地到本地，实现院内药品精细化管理，以减少库存损耗。到窗口发药的时候，它设计把处方和监管码挂在一起，防止发错药。另外据鼓楼医院的药剂科说，目前鼓楼医院每年都有几十起，多的时候有几百起，患者拿了药出去吃了以后说有病，回来找你了，或者有患者说你这个药给我发少或是发错了，这种情况会导致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跟患者跟踪这个药是不是他发的，这种问题耗费他们的很多的精力。现在医患矛盾这么重，他们需要一种手段来解决医患矛盾的问题，所以他这种方式第一能够保住患者用药安全，第二确保发药准确和患者跟踪，这样能够把药师解放出来，因为现在的药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大量精力都在窗口发药，用了简单的方法保证问题以后，药师就可以释放出来研究临床药学，这是江苏鼓楼医院做了一个内部管理案例。
监管码追溯体系的作用很多，我又简单列了一下电子监管这些年做的其他重要的贡献，包括2012年的毒胶囊、雅安地震做调配、2013年乙肝疫苗等等，都实现了快速的药品的定位、调拨和追溯。
药品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建设这么多年，美国和欧盟怎么建设的？首先,欧盟建设药品的追溯体制是在2009年才真正开始试点，比中国晚了三年，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EMVS，下面有编码中心，生产企业采用一物一码的方式，给每一个药品贴一个码，建立各个国家的国家系统，到下面的药房和批发商的系统，生产企业必须附码，药房必须扫描，而批发企业自愿参加。从我们来看，因为中间的批发环节不做任何登记，所以药品实际上只实现了一头一尾，实现不了全程的追溯。而照我们最新了解，欧盟这套体系到2019年才能做完，所以整个欧洲建设的体系是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同时他们这套体系的成本，大概是每条线花5到10万欧元，而药房系统初装费1500欧元左右，而且每采集一个码要收0.01欧元左右的数据费。成本要比我国高的多。
关于我们国家的药品追溯体系，建议：
第一，我们认为追溯体系包括一套标准，两层系统，能够实现责任权利的清晰。这个设想从一开始的建设，到最近国家食药监总局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追溯意见的意见稿》，我们认为也是符合这个精神的。第一层系统应由多个市场化的企业追溯网络组成，他能充分履行企业自己的主体责任，比如说有好多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企业自建，第二个也是企业自建，同时也有一些企业说自建太麻烦，则选择第三方平台。第二层系统，一个企业在履行主体责任以后，监管部门和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撒手不管，应该确保数据互联互通并建设政府监管的网络体系。尤其是疫苗案以后，地方政府要负首要职责。因为对政府网络我们不是很专业，我们认为应有省一级、地市级以及国家级的监管网络，并且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互联互通。比方北京，必须保证我的药品形成追溯，无论是谁自建的系统，或者腾讯、阿里建第三方平台没有问题，但要必须把数据连接到北京的监管平台，实现北京市的药品全程追溯。全国各地都可以建，这种方式就形成一个N个政府的监管网络。“商业系统、监管系统”分开，责权利都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两层系统，市场是市场的，政府是政府的。这两层网络一定要实现互联互通，实现互联互通就应该有一套标准，包括技术标准、实施标准、评价标准这三个方面，这些平台之间才能互联。市场化的平台之间可以互联互通，市场化与监管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从而实现整个药品追溯体系的建设。
第二，药品追溯体系是确保药品安全的，是技术保障。追溯体系一定要用信息化、数据化的手段来进行对药品建设，为什么呢？现在到了大数据化、互联网的年代，应该使用数据化、信息化的手段，而不能还采用纸质这些落后的方式；第二，追溯要用一物一码，不是用批次，因为批号和商品条码从设计之初就不是用来做追溯的。一物一码才能实现追溯。以最实际的例子来说，济南疫苗案的监管码被刻掉了，不法分子为什么不把商品条码和批号刻掉，因为他很清楚批号追不到他，对他没有影响；第三，追溯药品的供应链、药品生产流通供应是跨部门的事情，也是部委之间联合应用，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并将数据开放，加强对公众的宣传，让公众知道，买了药品以后，可以通过这种追溯机制保护自身利益，能够让自身更健康、更安全，在数据开放，公众宣传方面要进一步加强。
最后，我认为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协调性的组织，比方说药品安全领导小组，这个组织用来综合协调食药总局、卫计委、人社部等部委，因为食药监总局管生产、管批发，卫计委管疾控、管医院，人社部管医保，工信部管信息化，这样的话，能够确保追溯体系在各个环节的实施的真正落地，才能充分发挥出追溯体系的价值和作用。
张超：谢谢，很好的建议。确实这个追溯体系非常重要，昨天一个小孩打疫苗，我第一次知道打疫苗不在医院在卫生所，去卫生所一看很残破，就觉得这里不放心，我就问打疫苗的医生，我说你们这里能追溯？哪生产的这个五月苗，医生很干脆回复我爱哪是哪，直接招呼下一个。阿里的同事每一次参加我们的闭门会，医疗的会我们第一次邀请，究其原因是马云同志曾经豪言，医生都失业，把阿里请过来了。但是我们想其实在这样医生失业之前最好是先让这个假药贩子能够失业。我们以前的时候去阿里调研，马云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做阿里健康的初心就是找假药的麻烦，当父母的给孩子打疫苗，老人买药安心，阿里的存在也是善莫大焉，我们希望阿里的机制真正发挥王总提起的作用。我们请第三个企业，互联网医疗的企业的代表，有请上海创贤网络有限公司CEO苏舒。
上海创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名医主刀”创始人 苏舒：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医药界的同仁们，下午好。作为一名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创业者，很高兴今天下午我能够有机会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个宏大而严肃，深刻而沉重，却关乎千家万户、关乎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
前两天，一个叫魏则西的年轻大学生之死令人叹息，引发了全社会对百度和莆田系的口诛笔伐，也引发了医疗卫生和互联网监管部门的对医院和网络的整肃风暴；前两天，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陈仲伟教授之死更令人心碎，一位年届花甲兢兢业业的老教授惨死在自己20多年前的患者刀下，这对许许多多医生本已飘摇的心灵无异于一场十级地震，也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医患关系的黑洞究竟有多深？医生和患者就是医疗体系的两个面，如果两个面都受伤了，那么这个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出生在一个医疗世家，又因为我创业进入了医疗领域，所以我们对一些基础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让我们先来看看医生端，工作量大、责任重、压力山大，收入却不算高，这是目前医生的现状。医生的收入目前主要由职务工资加津贴，以及科室奖金构成，其中科室奖金主要来源于药品和检查项目提成，不同的科室差异很大。而职务工资加津贴是稳定的收入，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工作约5年的主治医生，每月到手的钱不到3000元。丁香园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2183名医生涉及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8个城市19家医院，其中75%的人表示，其年薪低于4万（即月薪少于3300元）；16%的医生年薪5-6万元；82%的医生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卫计委主任李斌首次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医改已经到了“啃骨头”的时候。其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就是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破除“以药补医”，并说这是当前侧重的改革措施，因为现在医疗服务价值体系不合理，特别是医疗服务劳务技术价格偏低，造成了一些不合理的医疗行为，需要加快研究和制定适合行业特点的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不能仅仅从药品政策入手，也不能仅仅从医疗价格入手，而必须结合医院补偿机制、医生人事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综合改革“建机制”。对于李斌主任的话，我非常赞同，但我觉得完全靠政府增加投入，或者改革医疗价格，短时间内还是很难解决医生的收入问题。
医生端的第二大问题是医疗资源的严重紧缺和供需矛盾问题，医疗资源总体不足，特别是基层医师数量严重缺乏。很多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宁可在城市里转行，也不愿意到基层做医生。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我国需要28万—42万名全科医生，基层医师岗位的全科医生严重不足，成为国内医疗体系大厦的结构性缺陷。针对这个矛盾，医疗卫生监管部门打出了“加强社区医院、增加社区医生”“建立三级分级诊疗和转诊体系”“医师多点执业”等改革组合拳，试图借鉴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建设我国自己的分诊和就医体制。但中国社区卫生机构注册的全科医生服务比只有0.73名/万人，让一名医生“签约”一万多名患者，显然达不到“家庭医生”的效果，而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特别是农村卫生医疗机构的空心化程度已经远超预期，也很难切实承担起科学分流转诊的职能，误诊、拖延病情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受制于医院、地方行政区划、医院执业家次等因素，进展不尽如人意。上述状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医疗体系，也走不了西方国家的老路。
让我们再来看患者端。在美国，患者生病→家庭医生（GP，General Practitioner，在中国通常称为全科医生）→专科医生→手术。中国目前一般有两条就医途径：1. 中国患者→专科医生；2. 中国患者→百度搜索→莆田系医院。中国缺乏可信赖的家庭医生，病急起来只好求助百度。除了百度，现在的报纸、电视上充斥着各种“根治糖尿病”“高血压不用吃药”“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虚假医疗广告，缺乏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很难分辨其中真伪。从患者到专科医生，中间横着几十座大山。当疾病突如其来，很多患者告诉我，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谁求助，去到医院甚至连挂哪个科室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选择科学的治疗方案了。如果有可信赖的家庭医生，我想多数中国人在遇到疾病的时候，第一选择应该是咨询家庭医生的建议，而不是在网上盲目搜索，或是听信那些不着边际的医疗广告。卫生主管部门希望到 2020 年的时候中国每个家庭都有一名合格的家庭医生，但现在1万个中国人只有0.7个家庭医生。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说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我认为，医疗体制改革，绝对不是政府一家之事，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参与，如果不想办法从多条途径解决问题，医疗体制改革绝对走不出泥潭。政府部门增加投入、增加社区和农村医院的建设、增加人才的培养，设计科学的制度、出台鼓励性政策，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这是做增量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但如何挖掘好现有医疗资源的潜力、提高现有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是缓解当前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我认为当下至少能够做到的四条：
1、利用市场化手段提高医生的收入，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医生行业。
2、鼓励和放开医师多点执业，医疗卫生部门只需要增强有效监管。当前各地出台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不一，但出于监管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考虑，一般情况下只允许医生在3-5家医院执业，而且不得跨省区执业，加上大多数医师还忌惮于本身从业的医院。这极大地限制了医师多点执业的效果，导致注册多点执业的医师占比不高。事实上，当我们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医师所有行为都在互联网上形成轨迹时，监管和责任划分已经不再是一个难题。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医师多点执业政策落地。
3、加强医生资源与患者需求的精准匹配。许多患者由于缺乏医学知识，患病时一味想找大医院、大医生、名医生治疗，实际造成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浪费。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三级医疗分诊体制不再是唯一的出路，互联网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实现医疗资源和患者需求的远程配对。
4、加强对患者的教育和当前医疗资源的整理，并用最便捷的方式呈现给患者。对于卫生部门，医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医疗资源的精准介绍非常缺乏，患者患病，在官方网站上查不到权威、准确的信息，也得不到专业的回答，所以只能相信莆田系的广告和骗子。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官方医疗机构能够像莆田系的骗子学习一下，建设专门的咨询中心或者网站，就能够缓解很多医患矛盾，能够解放很多医疗生产力。
说了那么多，我介绍一下名医主刀能够做什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能够为推进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贡献微薄的力量。
1、加强医生资源与患者需求的精准匹配，旨在推动分级诊疗、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全面落地。
2、耐心服务患者，提供他们需要的医疗专业知识，帮助他们理解治疗方案。
3、为医生提供保障，建立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4、搭建公开透明的医患平台，治疗和手术的全过程均在网上形成可追溯的轨迹，方面政府监管。
5、促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优质医院与地方医疗机构的合作，省级医疗机构与地市县医疗机构的对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6、建立名医公益联盟，联合优秀医师、公益组织、医药厂商等开展健康志愿服务，内容涵盖爱心手术、医疗培训、健康讲座、医药捐赠、疾病救助等。致力于解决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老少边穷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
张超：谢谢苏总，通过苏总的介绍，其实我对你在做的有两件事情非常感兴趣，一个你们做的对延安算是医疗扶贫，我们在今年两会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扶贫的闭门会文津圆桌，会上有一个专家说，贫困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希望我们后续能够跟你对接一些贫困家庭，通过你名医主刀帮一帮他们，前不久工信部把这共享经济的课题交给我们来做，我们希望跟你们再对接。我是连续三年，每年两会期间对李斌同志做一个专访，我今天刻意把去年的专访拿过来了，关键在这三年的专访李斌同志有三句话是没变的，第一句是医改这一项打到长江边，第二句是公立医院改革很难，第三个是我们要发展智慧医疗，发展互联网医疗，看来这三句话，李斌同志考虑得很深，医改这仗确实很难打，但是她确实把互联网医疗这个层面看得非常重，每年拿出专门的来写。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第二个环节自由讨论，进行第二轮发言的之前，我们同事做了一小短片，我们看一下我们做的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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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很好一个小短片，说了我们当下一些老百姓的需求，也把我们存在的问题点评一下。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讨论的环节，我们设置了两个议题；一个是2016年医改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问题探索，第二是结合我们刚刚出了“魏泽西事件”也好、“疫苗事件”也好，还有“杀医案”也好，我们谈一下我们监管体系建设和对这几个事件的反思，诸位领导可以放开来讲，也可以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块来讲，李司长从您这儿开始，咱们自由讨论一下。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品化妆品监管司司长 李国庆：
医改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近二十年全球主要国家基本都进行了医改，总体上看成功的经验不多。我国的医改已经过了几个阶段，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深化医改我们既要直面矛盾和问题，也要坚定决心和自信。
下面从我个人了解的角度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对当前医改几个问题的看法
从不同角度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是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不到位，“双层诊疗体系”没有形成。《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但多年来实施很不到位，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的状况根本没有改变。新一轮医改提出了实施“分级诊疗”的目标，但没有统筹规划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与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双层诊疗体系”的发展。早期的卫生改革财政投入很少，政府缺少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调控手段。新一轮医改财政投入增加，但对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医疗机构发展仍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对社区这一层提要求多，实施措施力度不够。一些地方抓了，但多是探索性的，难以形成格局。
二是大医院的过分扩张既拉动医药费用过快上涨，又限制了社区卫生机构的发展。近几年各地的顶级医院仍在扩大规模，而且一增就是几千张床位，大型医疗设备配置的档次过高，数量过多，把本来有限的医疗资源和市场都拉到了大医院，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则既无医生又无病人。新加坡最高级的医疗设备是十六层螺旋CT，我们的院长们笑话人家落后，却看不到人家设备落后背后的制度先进。没有规模适度、功能互补的“双层诊疗体系”为支撑，“分级诊疗”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大医院综合症、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三是社区服务方式不能满足群众需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优势就在于离群众近。在农村，乡村医生能生存，乡镇卫生院生存困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都办成了小医院，坐等病人上门，不提供入户服务，走了乡镇卫生院的老路。既有资源不足的问题，也有服务意识和服务方式的问题。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与医院结对子也不是按照“分级诊疗”的思路在运作。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医疗服务价值体系中始终没有把“方便”放在应有的位置，对群众不断变化的服务需求不能主动适应。药物研发中有一个规律，方便也就是病人顺应性可以抵20%的疗效。这个规律在医疗服务中同样存在。对于慢性病人、康复期病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人群，他们更需要的是方便。群众对医疗服务的诸多不满意多源于不方便。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不解决这个问题便没有出路。
四是处理药品价格和医药总费用关系的思路不对。我们一直强调通过降低药品价格来减轻看病贵的问题。但实际上药品价格并不是关键，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才是看病贵的根本。药价一直在降，但医药总费用在上涨，药品占比没有变化，药品降价的效果如何体现？发达国家的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都在20%以下，美国在10%以下，新西兰占9.5%，而我国占到45%。个别试点地区和试点医院能降到35%，但并无普遍意义。当前药品市场存在两种倾向。同质化竞争严重的药品低价恶性竞争，突破了质量底线，导致“劣药驱逐良药”；垄断性药品因为其销量取决于医生处方，谁的价格高、回扣大，谁的药就卖得好。更重要的是有些药品并没有真正用到病人身上。据我们查处的一些案件和业内人士测算，仅北京、天津地区就有上万人从事非法药品回收，天津成了回收药品集散地，他们回收药品的金额每年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简直骇人听闻。
五是零加价不能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当前的很多矛盾都是由于以药补医机制造成的，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势在必行。但以药补医包含有“以药补医院”和“以药补医生”两层含义。零加价也好，把药房从医院分离出来也好，只能消除“以药补医院”，并不能消除“以药补医生”，医护人员的利益冲动仍然决定着药品的使用。要真正破除以药补医，必须使药品由医疗服务的利润来源变成医疗服务的成本。零加价后药品已经不是医疗服务的利润来源了，但还没变成真正的成本，而事实上它还是医护人员的利润来源。医院不再从药品中获益，但国家和病人也没有获益，少数人却仍在获益，而且是不当获益。这是这个制度的最大弊端。
韩中伟：你刚才讲的医药和医生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外发达国家一些案例，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利用我们的股权激励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三甲医院，那么重点讲的激励每一个科，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激励，通过这么三年下来，平均在几十万到一百万，要倒逼它这种隐性收入，解决探索做这件事，其实国外也通过资本市场股权激励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这次200的股权激励，重点把我们三甲医院按三甲标准建的康美的科室、主任，两个之间做了一个激励，想把这个隐性通过机制上倒逼出来。
李国庆：你说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医生拿回扣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违法犯罪，不能简单这样看，实际上得通过回扣稳定了医生队伍，为什么？我们缺少儿科医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儿科医生缺，因为儿科医生拿不到回扣，所以儿科医生缺，假如没有药品回扣的话，这里头坏事也有它积极的作用。
韩中伟：我们很苦恼，可以引用国外的一些方法。我是通过资本市场，通过未来的服务、未来的工作，通过股权激励，回避一些这样的问题。公立医院是很难做的。
李国庆：六是各地在医改过程中存在着把工作任务当成工作目标的现象。如药品集中采购，各地都按照国务院文件在做。但通过集中采购解决了哪些问题，达到了什么目标，取得了什么成效，又带来了哪些问题，感觉各地重视不够，办法不多，既没有科学的考评指标，也缺乏科学的评估。如果迷失了目标，即使做了工作，群众也不买账。
朱恒鹏：咱们现在存在问题，经常把工作的目标作为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分级治疗应该是目标也不应该是一个手段。
韩中伟：你这个观点很对，什么是目标，什么是路径，什么是手段。前面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下面提几点建议： “十三五”是医改的一个关键时期，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的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直面改革中的问题，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结合自己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提出几点建议。
（一）以区域卫生规划为抓手，加快建立双层医疗服务体系
我认为对政府而言，医改工作的核心问题是怎么筹钱，能筹到多少钱，向什么方向花钱。政府只要抓好了这些问题，其他问题可以让市场去解决，让医疗机构自主去解决。政府再也不要干为医疗机构采购药品这样的事了。当前医改的价值目标的基本路径是实现“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具体工作目标是建立“双层医疗服务体系”。医改的顶层设计应该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展开。双层服务体系的关键是社区这一层。要按照“保基本、强基层”的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度超前地制定区域卫生规划，统筹区域内所有卫生资源，分步实施。要严格限定大医院发展规模和大型医疗设备配置。对于少数规模过大、管理运行和资源配置明显不合理的医院要通过拆分、划转等方式科学分流其资源。社区这一层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水平，采取什么样的运行模式和服务方式，政府必须有清晰具体的规划，短缺的资源通过新增、划转、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加以解决。只有社区这一层在规模和水平上相适应了，“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才能实现，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不放心、不方便等问题才能比较好的解决。建立“双层诊疗体系”不能急于求成，要按规律办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一件一件地办，实实在在地抓。
（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在增加资源提高服务能力的基础上要着力改进服务方式
社区卫生机构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方便群众。如果不改变服务方式，仍然按照医院的模式运行，与医院只是大小之分，就不能叫“双层诊疗体系”。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价值目标应该是“让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医生”。
朱恒鹏：专科医生做家庭医生也不合适。
李国庆：如果每一个普通群众都有了自己的私人医生，中国医改目标也就基本实现了。到那时即使看病贵一点，群众的诸多不满意也会大大降低。
（三）推行按病重收费为主的价格制度改革，破除以药补医，缓解看病贵难题
解决看病贵无疑是医改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而看病贵不仅仅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是病人的一种综合感受，与看病难、服务差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当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刚刚达到中央1996年提出的占GDP 5%的目标，当时中央提出这个目标是要求2000年实现的。与美国占GDP 17%相比，总体上我们还不能说中国人看病很贵。这里除了居民收入低和贫富差距大这些医改不能解决的问题外，医改应该关注而且也能够解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费用结构。在卫生总费用总体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们吃药占的比重太大，相应地我们享受的服务就很少。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才是我们看病难、看病贵、群众不满意问题的核心。因此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药品费用就是医改必然的政策选择。有些国家实行按病种收费制度，有些则实行按照服务量整体付费制度。这样的制度才能使药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疗服务成本，医院和医护人员多用药、用贵药的利益冲动才能真正被消除。既破除了“以药补医院”，也破除了“以药补医生”，让医院在经营中获得合理补偿，让医护人员清清白白获得与自己的付出相匹配的报酬。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破除部门观点和教条主义的工作方式。在制定政策和日常监管中重视价值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看表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降低药占比不能以医院核算，而应全社会口径核算。现在有的医院为了降低药占比，像人血白蛋白这样的贵重药都不进了，让病人到药店去买。这样做医院药占比是降下来了，但病人和社会的药占比并没有降，还增加了病人的麻烦和用药风险。这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以考核指标为导向，而不是以改革目标为导向。
（四）切实整治药品流通秩序
我们不必讨论药品市场和医疗服务当中存在的问题谁是因，谁是果，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当中。但我们必须承认两者都是客观存在的，都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当前药品流通领域可谓乱象丛生。12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和200万“医药代表”，有卖药的、有开票的、有洗钱的，要洗钱就必须洗票、洗账、洗税，两套账，不做账、做假账，可谓各显神通，潜规则盛行。就药品价格来说，有的同质化过度而突破了质量底线，有的价格虚高得让人吃惊；业内认识测算药品零售总额的20%用于回扣，而要洗出这些钱还得花差不多同样的成本；一个环节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就需要多个环节来分担，且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一定的盈利。从这里我们不难看明白，为什么药价虚高，为什么流通环节这么多。这些乱象破坏了正常的药品流通秩序，造成严重的药品安全隐患，侵害病人权益，干扰医改大局，败坏社会风气，必须严加整治。前几天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行为的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行动。下一步还必须深化药品流通领域改革。开办药品批发企业必须承担市场供应责任。那些靠认识几个人，代理一两个品种就能发财，而药品短缺、基层配送都和他毫无关系的企业绝不能让它们存在。要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一个企业能干什么，能在什么范围内干，都必须明确，不能拿到一张许可证什么都能干、哪里都能干。要实行公开制度。药品各环节的价格都要公开，任何环节只能获得合理的利润，整干净钱；企业的业务员要公开，让那些地下“医药代表”站到太阳底下来，不能挣钱的时候有他，出了问题相互推诿，谁都不负责任。
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 葛延风：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2016年改革的重点。很多改革难以按年份进行，所以，讲未来一个时期，如“十三五”重点可能更好一些。
新一轮医改迄今已经七年多。应该说新一轮医改成绩很大。时间关系对此就不多说了，主要谈谈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受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挑战仍然不少。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服务模式仍然存在偏差，医疗卫生服务仍是以医疗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为中心；仍是以大医院为中心，基层还非常薄弱；技术路线选择仍是重“高端”、“先进”，对适宜技术重视不够；服务系统改革相对滞后，逐利动机和行为仍然过强。这几个主要问题带来结果一是医疗费用快速上涨，近年来仍远远超过GDP增长，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看病依然贵，医保和公众经济压力大；二是基层利用率低，病患都到大医院，大医院看病难；三是医患关系依然紧张，公众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离不开又不信任，医务人员也有很多委屈。有关医患矛盾的事件、报道也有很多。
其实最近出的两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事，个人认为倒不是最典型的医患关系问题。魏泽西事件，跟普通的医患关系不是一回事，而是一个典型的医疗诈骗行为，主要责任方是武警北京二院的私人科室承包人，武警北京二院以及百度起的是“协助”作用，政府监管不到位也有关系。陈仲伟事件的杀人者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因此，这也不是典型的医患矛盾。这个事件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精神疾病：我国现在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全国有1600万左右，跟我们每年新出生的儿童数量差不多，如何治疗、服务、干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于未来一个时期的改革，我觉得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事业怎么发展，第二个重点抓什么改革。在事业发展方面，我们面临的基本现实是疾病负担（包括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非常沉重，随着老龄化加速，疾病负担还会增加。同时，我们国家的卫生筹资能力还是有限。美国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去年超过九千美元，而我国人均GDP去年才刚超过八千美元。面对这种现实，必须突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从医疗为中心转向以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为中心。所以，五中全会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意义特别重大。要切实做好传染病防控，强化妇幼保健，针对各种慢性病强化健康管理。此外，要全面强化健康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面向大众的健康知识、健康生活方式的传播，另一方面，要加强理性的健康观、治疗观和生命观教育、普及。我们现在资源有限，但很多钱也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导致资源严重浪费。比如，很多的疾病属于自限性疾病，如普通感冒发烧，喝水、多休息就可以了，但很多人仍然到医院进行各种治疗，花不少的钱；另一值得关注的是，有很多疾病甚至生命终结是自然规律，是现代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是不可抗拒的，对此，应当更多强调临终关怀，实施保护性治疗，减少痛苦。但在现实中，很多人仍然进行无谓的治疗，花了很多的资源，但意义很小，患者和家属都很痛苦。因此，树立和普及理性健康观、疾病观及生命观非常重要。理性观念的普及，医患双方都有必要。
在改革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医疗服务系统的改革。首先要通过综合性制度安排，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初级卫生服务体系，初级不是低级，是关口前移，是强化公共卫生、健康促进及疾病管理的基础，也是确保服务可及、提高宏观效率的基础。公立医院改革是近期的重点，核心就是要彻底破除逐利机制。我国公立医院问题的根源应该说是清楚，就是我们以公立医院为主医疗卫生系统，从80年代中期以后，简单套用了企业改革的做法，政府投入不足，让医疗机构面向市场自我发展、自负盈亏，企业化运营，靠利润维持运转，多挣多得。这带来的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是医务人员和老百姓利益目标冲突，要想让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利益最大化，很简单，老百姓多生病，多吃药、多检查、多手术。反过来，如果说让公众利益最大化，医疗机构疾病管理、健康教育，不该吃的药不吃、不该做的检查不做，在现有的筹资模式下，医疗机构就很难正常运转，医务人员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第二个问题是通过利润维持运转，导致了成本数倍级的放大。以以药补医为例，按照15%的加成率，医院要想在药品上净挣100块钱的利润，就必须多卖600到700块钱的药，医保及个人压力会大大提高。不仅花了钱，还带来了很多的健康损害。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要解决筹资机制的问题，让医院院长不要天天像企业家一样睁开眼就考虑我得挣多少钱才能维持医院，所以要建立包括财政投入、包括医保支付以及个人适当分担的稳定筹资渠道，让医院不用去天天为钱发愁、为钱工作。
第二个是薪酬制度改革，要让医务人员有尊严地生活。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高，所以收入水平要有尊严，世界各国医生的收入都明显高于或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同时，来源合理，形成正向激励，薪酬更多与疾病治疗的健康结果、病人的满意度以及控费结合，而不是你开了多少药，多少检查单，收了多少费。所以一个筹资、一个薪酬（分配），是两个核心的问题。
虽然我国卫生筹资能力相对有限，但如果钱花好、花对地方，完全可以实现比现在好很多的结果。去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大约4.2万亿，因为老百姓支付的一部分钱没有统一进来，实际花费还要更多一些。从国际上经验看，医疗服务体系中，医务人员的薪酬占比最高，一般占到60%，其他的药品药材，包括维护运转费用占40%左右。我国现在包括医护技管在内的医务人员大数为700多万，如果我们按照人均20万薪酬来设计，这个水平应该不低了，总薪酬1万5千亿就够。其他的费用控制按50%算，1万5千亿也能够下来，这样合计的总费用也就3万亿。但是现在我们花了4万2千亿，甚至更多，但并没有实现一个很好、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结果。
服务体系改革里面还有社会办医的问题。对社会办医，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热度也很高。近年来社会办医发展应该说很快，有些很不错，但也有不少问题，魏则西事件反映出的问题可见一斑。社会办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要明确目标，就是要明确我们为什么鼓励社会办医。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肯定没问题。但有观点认为，还要靠社会办医来撬动公立医院改革。我个人觉得这个观点在逻辑上讲不通。如前面讲的，公立医院的问题是筹资、分配等机制问题导致的，和有没有社会办医事实上没有关系。从现实情况看，现在民办医院从数量上已经超过公立医院了，当然床位数、病员数要少，公立医院行为模式变了吗？没有，因为它的机制没变，所以鼓励社会办医和公立医院能不能顺利改革不是一码事。当然，还有观点说要把鼓励社会办医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以此为目标，潜在的风险会更大，这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律大相径庭。第二，社会办医能否健康发展，要完善支持和约束性机制，既要支持，也要约束、监管。对不同类型医疗机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要分类管理，采取差别化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国际上在这方面有很多成熟经验可以学习、借鉴。第三，要着力避免一些法理上讲不通、实践上可能出问题的“尝试”。比如说“股份制非营利机构”，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建非营利医院，但同时搞股份制。股份制和非营利天然有矛盾，股份制，股权的核心是什么？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股权的核心资产处置权，剩余索取权。而对非营利机构，要控制的恰恰就是资产处置权权和剩余索取权。再一个就是搞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混合所有制在经济领域没有问题，因为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社会资本，都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但是在社会事业领域不一样，公共投入追求的是社会公益性，社会资本进来追求的是利润，这两个目标是天然冲突的。这次魏泽西事件，武警北京二院把科室承包给了莆系，其实它就是一个粗糙的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带来的结果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的。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关于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很关注价格改革，取消药品加成，提升劳务价格。而且有些媒体一些报道说得也很耸人听闻，说现在一个医生看一个病人收费如何之低多少钱，还不如给狗洗个澡收费多等等。此类事情当然很博眼球，但存在基本的分析起点错误：狗洗澡也好，或者其他一些商业服务，是私人消费品，而医疗卫生服务特别是公立机构提供的服务是公共产品或公益性产品，属性完全不一样，筹资和定价逻辑不一样，不能简单类比。
提高劳务价格，取消以药补医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它的好处是能够解决前面讲到的成本放大。你比如说过去需要卖六七百块钱的药然后才能竞争一百块钱的利润，现在直接给了100元，医院就不必多卖600-700不必要的药品了，医保和公众负担自然也就降低了。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和是不是一定要提高劳务服务价格没有必然联系。比如说在英国北欧那些国家，政府财政负担了医院建设、医生工资运转包括药品所有费用，老百姓到医院看病是免费的，但是通过公共财政，保障了医务人员待遇，没有人去抱怨说我劳务价格低，医生不抱怨，社会上也没有人拿医疗服务价格说事。二是价格很难制订，医疗服务行为至少七、八千项到上万项，靠政府部门甚至专业机构都无法准确、合理定价。举简单的例子，一个内科医生看心脏病，清楚了解了他的病史，生活习惯，然后提出很好的建议，告诉他用什么药，怎么注意，和一个外科医生做一个心脏手术，价格谁高谁低？同是外科手术，如一个心脏搭桥手术和一个关节置换手术，一个涉及到生命一个涉及生活质量，难度差不多，价格怎么定？同是心脏搭桥手术，一个做成功了，另外一个死在手术台上了，也都尽心尽力了，这个价格怎么定？所以价格很难定。三是如果没有稳定的筹资来源，还是让医院主要靠医疗服务来挣钱，那就极有可能从过去的以药补医、以检查补医，转向以医补医，它要放大服务量，因为没有病患数量医院运转维持不了，所以他就不会去主动做健康促进工作，还是希望病人越多越好。所以，对于服务价格改革，应考虑的更细致。
在医保方面，我觉得近期重点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要改革支付方式，比方说引入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或者是按病种付费，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付费方式是完美的，可能需要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不同的医疗行为进行多种组合，核心就是通过支付方式的改革，调动医疗机构控费、控制成本的这样一个积极性。第二个要完善管理水平，就是加强对于过度医疗行为的控制，加强对于各种骗保行为的控制。现在骗保的问题五花八门，在有些地方，有些农家乐甚至跟有些小的医院勾结起来，老头老太太来了，白天吃，晚上住，走的时候一分钱不用掏，甚至还能带回去些礼品，条件就是把医保卡留下，然后专门有人做假档案，套取医保资金。当然，骗保的花样很多，也不是一个地方有。所以加强医保管理能力建设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加快医保管理体制改革也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推进的。
在药品（包括器械）方面，药品政策是一个整体，我们这些年集中关注了招标采购，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药品政策里面更重要的是两端，或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有药可用，用放心药，用得起药，合理用药”的要求，需要不同的政策体系。解决有药可用需要完善药品产业政策，实现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用放心药也就是要确保药品质量，这需要完善药品生产和质量监管体系；解决用得起药的问题，是需要医保政策实现，那就是百姓用什么样的药能够报销，报销多少，需要医保根据多方面因素来确定；实现合理用药目标，重点则是规范医疗机构和医生行为。我们这几年两端的问题抓得不够，最近开始向两端发力了，但应该说还是任重道远。把主要精力放在招标采购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招标不仅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功能有限，在目前药品仍是医疗机构利润端的情况下，招标采购很难取得明显成果。其实如果药品真正地变成医疗机构的成本端，政府可以不用管招标采购，特殊药品另当别论，让医院自行或者联合采购即可。只要是变成了成本端，它一定会有力选择疗效最好，性价比最好的药品，而非越贵越好。
谢谢大家！
张超：谢谢，刚才说到的关于引导和教育的问题，去年调研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合理的引导，这使我想起了前不久魏泽西事件要写一篇评论，原来的题目叫魏泽西事件，医改的路还很长。这是原标题，但是被网络媒体转载的时候，改成魏泽西应坦然面对生死，引起了轩然大波，网络上一片骂声。教育引导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些部门确实治不了，在这儿可能教育引导不好，尤其是官方媒体做了类似的教育引导，可能会适得其反。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 黄华波
按会议内容，首先简要介绍医保全国联网结算问题。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出明确承诺，人社部立即进行了专题部署，成立了专题工作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倒计时进行安排，按周进行调度工作进展。我们正在集中力量，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任务。
一个多月来，我们开展抓紧开展了一些准备工作：一是全面深入调研。先后赴江苏、重庆、广东、湖南、四川等地开展调研，并在北京、上海、广东召开三次片会，研究布置结算清算模式，起草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经办规程和信息系统开发的业务需求。二是明确资金渠道。经多次沟通，发改委同意为异地就医所在的“金保二期”项目提供绿色通道，目前进入专家评审阶段，有望较快获得第一笔项目资金。三是加快系统开发。已开始集中办公开发信息系统，按周调度，并起草技术建设规范，开展系统总体设计、跨地区用卡环境准备和社保卡通用技术验证等工作。四是制定统一标准。已制定《社会保险药品分类及代码标准》，并推广至大部分省级联网的地区，《社会保险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全国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策、经办、信息系统、资金结算清算等多个方面，需平衡就医地参保地、群众期待与资金承受能力、进展要求与系统支撑等多个关系，不仅仅是信息系统建设的技术问题。目前的问题：一是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尚处于自发探索阶段，模式不统一，省与省点对点谈判对接成本高、效率低、稳定性差、推广复制难度大；二是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模式不统一，进展不平衡，部分已开展工作的省份，还有少数地市未纳入；三是相关标准，尤其是三个目录标准尚未全国统一，系统还要进一步优化；四是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对医疗需求的影响尚不明确，需进行压力研究等。
当前，全民医保已基本实现，市级、省内异地就医结算已基本解决，积累了工作经验，全国业务专网已建成，社会保障卡已发行9.03亿张，为解决跨省就医结算工作奠定了基础。今年将集中精力解决跨省就医结算这个短板问题，同时指导各省做好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在业务模式上，综合考虑地方经验教训，准备采取部级统一清算模式。部、省两级建立平台进行清算，各省不再与其他省平台直接对接结算，只与部平台对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争取建立周转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就医地不愿或不能垫支异地就医资金的问题。同时，跨省就医人员实行就医地统一管理，统一纳入就医地的智能监控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假发票、虚假就医等问题。
具体有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全国异地就医结算中心。负责跨省就医费用的归集、清算和补差拨付。二是建立周转金制度。就医地为非本统筹区异地就医人员垫付基金存在资金不足、不情愿问题，需建立周转金制度，通过统筹地区一定额度的异地就医资金等渠道，提升跨省结算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是建设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息系统。目前金保二期项目建议书已批复，我们将明确时间结点，加快系统开发，争取年底前实现全国联网。四是制定三个目录及信息系统标准体系。五是开展异地就医需求与资金压力测试。
按今天讨论主题，我想谈点自己的观点供大家批评。按医改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在实践中需回答好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基本？我认为，基本首先是一个需求的概念，如果将群众的医疗需求分为四个层次，救治和维系生命、治病和保持健康、医疗的便捷性、医疗的舒适性，这四个层次的需求层次应该是逐步提高的，救治和维系生命是最基本的，基本的治病也应该是基本，便捷性和舒适性保障，可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但更多空间应该留给商业健康保险。
也可能出于便于操作、便于考核的需求，实践表现出来的效果和结果，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群众的基本需求。如医保和药品聚焦在了费用上，医保方面强调提高待遇水平，药品方面强调减少流通控制价格，卫生方面聚焦在投入尤其是公益一类机构的硬件投入上。
公益性应是基于保障基本需求的供给，而不应该按医院级别划分，也不应按公有还是民营划分。
分清基本需求就可以界定中端和高端需求，从而增加中端和高端的供给，我们有亿万中产阶层，具有中端甚至高端的医疗需求。但目前缺乏高端的供给，尤其是满足方便性和舒适性的供给。
这导致两个逆向流动：一是本来应该是高端和中端需求，由于缺乏供给，逆向回流为基本需求，造成看病难；二是商保缺乏发展空间，争取进入无利可图的基本医保经办和公共卫生管理、医疗救助领域，扭曲了商保的发展方向。
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 熊煌
刚才大家讲到了关于医患矛盾紧张的问题，根本原因我个人认为是体制问题，简单的市场化、简单的商品化又加大了问题，过去看病不是说先到乡卫生院，再到县，现在的结果是想去哪个医院看去哪个医院看，就是出现了这种看病难的问题，很多事大医院人满为患，一个患者几分钟，那个病都是小病，但是它占了很多的资源。
第二个问题就是简单的商品化，简单商品化就意味着我花了钱，我让你治病救人，我花了几十万你为什么不给我救活。还有我们的药品，但是我们中国有些药可能没有，包括印度那个药中国还没有，所以就造成了老百姓这种看病贵。另外就是说过去为什么没有这些问题，实际上过去我们大家有一种道义，大家都很熟悉，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干什么坏事很难，现在随着经济转轨，社会稳定，相互之间都不认识，怎么了解这个人，看他有没有问题，看他平时，所以他缺少道德的约束，而相应的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带来了很多问题，这是我个人浅显的认识，所以医患矛盾纠纷的问题不是医改，前一段有人提出为什么医患关系就是医改关系？实际不是。医患关系紧张是因为体制机制在转轨的时期没有跟上，现在我们推动医改的目的，就是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搭建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医疗，要改变以大医院治疗为中心，向基层转移，所以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下面我介绍一下2015年深化医改工作进展：
一是公立医院改革取得新进展。在全国1977个县（市）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100个试点城市推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科学的补偿和运行机制正在建立，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公立医院的服务效率、水平、能力和收支结构正在发生向好的变化。二是全民医保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380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医疗救助水平进一步提高，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自负费用救助比例普遍达到70%。疾病应急救助14万人次。加快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便群众就医报销。三是发展社会办医取得新成效。进一步破除社会办医发展的政策障碍，持续推进落实社会办医准入、运营和监管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中医药健康服务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疗卫生机构数达到43.8万所，已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45%。社会办医疗机构门诊量已占全国门诊总量的22%。四是药品供应保障机制不断健全。各省按照要求稳步推进新一轮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启动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完善短缺药品储备机制。推动做好保障儿童用药工作。五是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按照“基层首诊、上下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原则，以综合医改试点省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为重点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六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持续巩固深化。中央财政继续安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91亿元，支持各地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补助资金499亿元支持实施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深化医改取得了重要成效。2015年人均期望寿命提高到76.34岁左右；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到20.1/10万和8.1‰，均提前实现了“十二五”医改规划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居民就医负担有所减轻，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持续下降，由2010年的35.29%下降到目前的30%以下。
但深化医改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随着深化医改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体制机制矛盾更加突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一是改革协调联动性需进一步加强。医改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政策配套、组织实施等方面联动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推进改革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改革进展不平衡。一些地方没有解决好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个别地方仍停留在文件上，没有落地。三是新的机制建设需进一步加快。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仍在探索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还需进一步健全。四是外部环境因素变化对改革带来新的影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经济新常态对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做了具体部署。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改的部署要求，2016年医改工作总的考虑是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同时着眼未来五年医改整体部署，突出前瞻性，在重点改革上加强顶层设计和试点探索，加快推进制度建设，为到2017年实现医改阶段性目标、到2020年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开好局、起好步。共有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一是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以江苏省启东市、安徽省天长市、福建省尤溪县、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为示范带动巩固完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先行推动10所国家卫生计生委委属委管医院参加属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落实政府责任，健全科学补偿机制。完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制订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性文件。深化编制人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同步推进公立中医医院综合改革。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大力改善医疗服务，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二是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试点地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诊疗和管理率达到30%以上。在200个城市开展签约服务试点。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完善配套政策，推进和规范城市及县域内医疗联合体建设。
三是巩固完善全民医保体系。推进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筹资和保障水平调整机制，城乡居民医保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420元。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推进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让更多大病患者减轻负担。加大医疗救助力度。制订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四是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全面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两票制”（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积极鼓励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构建药品生产流通新秩序。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研究制订以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文件。制订深化药品流通领域改革的意见。
五是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健全医药卫生监管法律体系。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费用等信息公开机制。加大医疗卫生行业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非法行医。
六是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全面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新增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7万名，在培总量达到19万人。支持有条件的医学院校加强儿科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规范化培训儿科住院医师5000名。制订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实施细则。继续开展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试点。
七是稳固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制度。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5元。健全分工协作机制。加强健康促进，继续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推进基层计生服务机构与妇幼机构整合。
八是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统筹推进国家、省、市、县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开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试点，推动预约诊疗、线上支付、在线随访等服务，积极发展远程医疗。开展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电子证照试点工作。
九是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抓好社会办医政策落实。稳步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制度。试点放开公立医院在职或退休主治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发展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医疗旅游。
十是加强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医改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推进机制。支持和鼓励建立医疗、医保、医药统一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总结推广综合医改试点省份的经验做法，新增若干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区域联动推进综合改革。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大医改正面宣传力度，加强医改科技支撑。
5月5日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发函，决定增加上海、浙江、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等7省（区市）开展综合医改试点，继江苏、安徽、福建、青海去年启动综合医改试点工作后，目前综合医改试点省已达11个。综合医改试点省要紧紧围绕事关医改全局、涉及重大利益调整、亟需探索突破的改革“硬骨头”，聚焦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强化三医联动，整体配套推进医改试点，充分发挥各项改革政策的叠加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鹏
结合今天两个题目说说我的看法，医改确实有很多很难的事情，我们确实做了这么多年了。随着咱们国家经济发展，我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就是过去我们把医疗卫生叫医疗卫生事业，现在咱们叫健康服务业，过去我们认为医疗就是治病救人，现在我们认识到是维护健康，这是个非常关键的认识提高，很多疾病其实是不治自愈的，也有很多疾病是无法治愈的。那么我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咱们一谈到医改、一谈到医疗咱们依然还是局限地认为医疗就是治病救人，这个认识是太不准确了。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所谓医疗“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永远是安慰”。这句话实质上表明了医疗行业或者说健康服务业一个很关键的特征，那就是医疗行业是个服务性行业，其内容绝不仅仅是治病救人，其实大部分不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人的比例可能只有30%，大部分病不用治都能好，感冒就是如此，不用找医生，扛一个星期就会自愈，找医生其实只是缓解症状。有些病实际上根本治不好。乔布斯不就是英年早逝嘛。我为什么强调医疗行业的这个特征？这一点非常关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医疗行业中健康维护、健康促进，以及帮助和安慰内容的医疗服务占据了医疗服务的大部分，而这些服务、这些医疗服务不是公立医院应该干的事情，公立医院也干不好。直接面向老百姓的服务特征很明显的行业公立机构是干不好的。医院就是治病的，健康维护、健康促进、帮助和安慰，前端的这类医疗服务，你称之为家庭医生也罢，称之为健康咨询师也可以。后端的康复护理、长期照护、临终关怀，都是属于帮助和安慰服务的内容。实际上，魏则西这个病咱们都清楚就是一个治不好的病，他最后需要的不是治疗，而应该是帮助和安慰。在座领导和企业家可能知道咱们第一届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中有一位叫李宪法，得的就是和魏则西类似的病，先在协和医院采取的和魏则西类似的治疗方法，没有效果，然后到了咱们西苑中医院采用中医疗法，也没有治好，他走的不像魏泽西这么委屈，原因不在于治疗方法上的不同，而在于得到的帮助和安慰不同。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其实他反映了咱们现在医疗上包括医改方面上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些实际上能够不治自愈的疾病，以及根本治不了的疾病，需要的是帮助和安慰服务，这个正是健康服务业的主要内容。从上述这两端医疗服务业务（健康教育、健康维护、帮助和安慰、康复护理、长期照护、临终关怀）的从业人员，关键不是技术水平、不是治疗水平而是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咱们现在能想的到临终关怀谁能做得最好，很多人会想到高僧大德，你说高僧大德有医疗技术吗？没有。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这就是医疗确实是一个服务行业，这个观念你要承认。现在都讲分级诊疗很重要，这个没有争议。但是，我一直在讲，为什么没有形成分级诊疗体系，恰恰是咱们现在分级这个做法，分级治疗体系这个说法就不对，应该是分工协作体系，这个世界医疗机构绝不是简单地被削足适履地分成只有一级、二级、三级这样，更不是简单地说一级医院就是看小病，什么叫做小病进社区？这个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什么是小病，专家说是小病，我才相信是小病，我自己怎么知道是小病，社区大夫说是小病我也不相信。区域卫生规划是个很可笑的东西，你怎么能预先知道一个地区未来有多大发病率，多少是小病，多少是大病，多少是可治愈的，多少是不治自愈的，多少是谁也治不好的？区域卫生规划预设一个地区应该有多少诊所、应该有多少全科医生，还有多少二级医院、三级医院，这太荒唐了，这个只能放开让市场自己摸索。
水平很高的外科大夫，需要长期培养，还需要天赋，这个很重要。但前面说的帮助和安慰服务，需要那么高的技术水平吗？全世界医护比咱们国家是最低的，国际上平均是1比3，发达国家到1比6，一个医生6个护士，咱们是1比1。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医疗行业医护比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咱们即便300万医生没有增加，按照国际平均1：3的医护比的话，咱们也需要再增加600万护士，这是多么大的就业以及相应的多么大的帮助和安慰服务供给，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康复护理、长期照护、临终关怀护士？咱们没有护士人才吗？不是。是因为公立主导下它就势必涉及到编制控制问题。财政能投入多少钱，决定了你公立医院能够有多少编制。所以这就很麻烦了，不是老百姓的需求决定有多少护士多少医生，而是编制决定医生数量、编制决定护士数量。
简单讲，现在我们医改为什么到现在做不成，很大原因在于我们一直纠结价格调整尤其是药价控制上，纠结价格是不对的，价格机制取决于资源配置机制，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机制，就有什么样的价格机制。前天还有一个医生跟我讲，你看我们医院的床位费还不如假日酒店一个床位贵呢，我说你这个说法没有道理，你们的土地是国家免费给的，大楼是政府给你盖的，你的床位是国家给你买的，你的退休金是国家发放，你凭什么和假日酒店比，假日酒店所有投入都是自己掏钱。你如果土地、建筑、设备都是自己掏，你才可以和假日酒店比。你让国家给你掏钱，你还要跟假日酒店比价格，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好事？还有咱们现在医生的收入，医生的收入应该高点，我很支持。但我一再强调一点，医生可以高收入，但不能同时铁饭碗，你要铁饭碗就不能有高收入，世界上没有这个好事，又要铁饭碗，又要高收入。现在医生想的是什么？收入达到公务员的3到5倍，和公务员一样的铁饭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依然维持事业编制铁饭碗，国家要是决定医生收入达到老师和公务员的3-5倍，不可能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过去十年不就是这样的，给老师涨收入公务员就攀比。可是，律师挣多少钱，老师、公务员以及医生大家关心吗？不关心！人家是自由执业，自己的收入都是自己挣的，高低大家都很认可。所以我讲医生的收入可以高，但是不能铁饭碗。
刚才葛部长讲了，4.2万亿能干好多事情，咱们现在医生的实际收入也绝对不是20万，你算一下，现在按照账面上讲，医院人工支出30%，所以现在医生的收入其实不低了，当然了内部分配不均，我们知道。富的富死，穷的穷死，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医生的收入和国际水平比都不低，这个事情一直不敢实话实说。我们好多的医生的收入不是它个人本事的钱，我们现在的医生收入你明显会看出来，水平越高收入越高，他所在的单位级别越高收入越高，他个人行政级别越高收入越高，后两项是国有资产，第一项是个人能力的收入，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改革难，好多医生也反对真正的医改，有国家的铁饭碗，又有国家财政拨款，我还要到市场赚钱，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第一条政策建议是处方药网上销售应该放开了。咱们现在40万实体药店监管得好不好不确定，但是我相信网上卖处方药比实体药店监管的容易程度大多了，现在有人争议网约车是不是不安全，出租车过去才不安全。放开网上处方药销售为第二步改革提供条件。
第二条是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我们为了保证医疗质量安全，我们对医疗服务行业进行监管，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这种水平下，我们管住医生的执业资质就可以了，医生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它的执业执照我们能够上网。管住医生资质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做什么区域卫生规划了，医生开诊所，医生开门诊室，医生开医院都要放开，如果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到我们社区开诊所，我怎么还会到协和排队看病，但是你要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到我们社区看病，我绝对不去。国际上分级诊疗做得好的，80%以上的门急诊都是在诊所，不是咱们的公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咱们现在的公立社区服务中心是财政扎扎实实的花钱养了一群人形式主义的干活。放开医生开诊所，管住医生资质，医生知道在哪开诊所，现在咱们每个社区设立一个公立社区服务中心（站），后来我发现我们小区的服务站为什么倒闭，早上我上班他上班了，我下班了他下班了，看似从距离上讲每一个小区有一个，但是从工作时间上呢？医生自己会很清楚应该把诊所开在哪里客户会多。刚才葛部长讲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问题，我现在不想争论这个问题，其实咱们的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在欧洲的发展有其很长的历史传承。咱们不能和欧洲比，欧洲多年发展的民间自治和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关，咱们没有很好的民间自治传统。中国人相信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说不能赚钱，只是要赚得有道理，我现在很反感一句话叫什“资本的逐利性”，怎么医生可以要高收入，资本为什么不能要利润呢？问一句话，医生赚了高收入，节省下来存银行了，我拿了他钱投资，能不能赚钱？不能赚钱，医生劳动积累的钱不能拥有投资赚钱，他要高收入干什么？商业是最大的道德，药厂也是治病救人，药厂为什么能赚钱？我们暂时不要陷入营利非营利的争论。我们放开医生开诊所，医生个人或者合伙开的诊所等医疗机构不叫营利性机构，所以先放开医生开诊所吧。
第三条是希望卫生部门放开医生网上诊断。不放开也拦不住，只是让它暗箱操作罢了。现在三甲医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保住门诊，保住门诊对门诊有两个好处：第一、门诊药品利润构成三甲医院的一个很重要的利润。第二、有足够大的门诊才能有足够大的住院业务，所以咱们现在和三甲医院的院长商量“让你的医生多点执业吧”，这个不现实的，医生多点执业带走的不仅是门诊费，还会带走很多住院业务，怎么让医生自己愿意把它的诊疗往外放。如何让医生释放处方到外面？现在咱们都知道医生的处方是不往外释放的，原因很简单，他只有在本院卖的药才能拿回扣，但是如果网上处方销售放开了，医生能够开网上的药，处方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医保可以配合它，我一直讲，医保说，你只要在网上看病，我给你付100块钱，你在本院看病我不付钱，门诊本来现在医保就不付钱，诱导医生的处方和门诊往外走，三甲医院的门诊就下降。那么医生网上诊断会不会不安全？医生这个职业很保守，他没有把握不敢在网上看病，他也可以在本院看病，再把处方放在网上，这样引流和导流三甲医院的门诊到外面。
处方药网上销售放开，中央如果真的不放心，咱们第一批先放20家，千万不能只放一家，放一家就是垄断。医保最好能够跟医生支付一下，网上支付，探索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探索新型医保支付模式。
还有一点，刚才李司长也讲了，咱们有200多万医药代表，这只队伍现在70-80%是在干坏事，但是我们要承认两点，第一点事这个队伍中人才很多，第二点是即便这只队伍不是人才，转型就业问题也必须考虑，你得给他找一个转型的方向。健康服务业恰恰是这200多万医药代表可以干的，也最擅长干的。这个和我们刚才说互联网医疗有关，这三者都是互联网医疗。
关于医保我觉得有两条可以探索。我们一直讨论医保签约医师这个事情，就是医保咱们现在是定点医疗机构，这个政策是过去我们传统思路，现在我们可以考虑，卫生部给它发了职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医保经过考核发现，他过去几年也没有违背医保规则的行为，医保就可以和这个医生签约使其个人成为医保签约医生，个人就有医保资格，这个医生只要是医保签约医师，在哪个医疗机构看病都有医保资格，这样的医生离开公立医院多点执业，这个在国际上是通行的。不是新东西。
医保签约医师这个制度非常关键，可以大大提高医保对医院的监管能力，也能够激励约束医生规范自己的行为。刚才葛部长讲的套取医保资金，现在医保部门为什么管不了，公立医院即便违规，医保部门也没法取消他医保定点资格，但公立医院内部有500个医生，我一年处分你5个医生容易得多吧？我不取消医院的定点资格，我发现哪个医生违规我就取消他个人的医保资格，这个总可以吧，这个是中国传统智慧，“众分（建）诸侯而小其力”。
刚才黄主任也讲医保跨区结算问题，这个还是要发挥一下商保的作用。商保还有一个好处，商保有很强的控制成本、打压套取医保资金行为的积极性。
最后说一下监管的事情。监管的事情说起来很简单。魏则西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去开会，又听到相关部门的官员讲，我们的监管人员不够多，我们的执法权力不够大，我们的财政投入不够高，我们管不过来，医疗卫生行业没有实现全行业管理属地化管理。其实这些理由都不成立。百度做虚假广告人人都知道，武警医院承包大家也知道，莆田系干坏事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不需要人员多,只需要有激励干。晚上11点后打开电视，各级电视台尤其是地方电视台全部是“我这能治好乙肝”、“我这能治好癌症”，“吃了我的药能考上清华”。这样的虚假广告，我觉得很简单，一个新闻发言人，一个叫新闻发布会，就能有效解决。这一次魏则西事件很典型，一个叫叫詹涓的住在美国的女记者，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百度名声扫地，武警二院丢人现眼，莆田系成了过街老鼠。
所以，监管不是要更多的人，更多的财政的投入。我刚才说了，一个新闻发言人，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够了，那么这里面当然要一些配套制度，比如要有一些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另外新华社咱们是媒体，我觉得后面要考虑一下媒体和律师的作用，这媒体跟律师的力量用好了，它是我们国家和谐社会安定一个很重要的拱卫力量。媒体允许披露社会阴暗面恰恰是帮助我们，律师你让他帮老百姓打官司，这个制度很简单。媒体和律师帮着老百姓揭发黑心商人，这个其实是帮政府改善整个社会治理，这个机制用好恰恰是让社会更好。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市总商会副会长 蒋仁生
我们有几个问题共同谈一下，刚才我听了几位领导谈到了医保或者整个医疗改革，大家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医疗改革是要解决一个看病难、看病贵、病人多的这些实际问题，但是，我们作为疫苗（企业），我觉得恰恰就是要改变，刚才葛部长也讲了，我们就是要解决以预防为主，只有将预防摆在首位，疾病（发病）才会下降，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预防这一块，我感觉是停留在口头上，对于二类疫苗并没有实质上的重视。
二类疫苗应该是（一类疫苗）一个更好的补充，我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比方说像流感疫苗，我们国家用的很少，流感疫苗在美国，3.3亿多人，它的用量是多少？2014年、2015年它都是达到总人口46%、45%，用到了1.4亿多人次。咱们国家（2014年）是4300万，流感发病以后，实际上它可以引起很多的并发症，如肺炎，一旦得了流感（引起并发症），他要花多少钱，（要花多少）社保、医保。
（因此）要特别重视预防。流感疫苗是二类苗，你说不打吗？像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它为什么可以打到40%几的人口，我们打到多少呢，占总人口的2.8%、3%左右，我们国家把预防摆在首位，但是实际上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落实在行动上，我觉得这个应该落实在行动上。
但是我们一类苗对社会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比方说乙肝（疫苗），（使用乙肝疫苗后），相关的疾病下降还是很厉害的，二类苗通过科学（创新）也在不断的更新，（变得）更好。所以我建议国家应该完善预防接种制度化建设及政策性引导，特别是我们中央媒体应加大疫苗对人类健康所起到健康作用的一个宣传；二是中央主流媒体加大对国产疫苗有效性、安全性的宣传，恢复民众对疫苗使用及信心，像我们国家消灭这些病，比方说天花、脊髓灰质炎等，靠的还是国产疫苗，它并不是国外的疫苗。
另外，对医疗学科、医疗资源评价、医疗纠纷、疫苗不良反应等有关医学、医疗的报道，我建议应该由具备专业背景的媒体，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政府应加强管理，防止一些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甚至恶意的负面报道造成民众恐慌，影响社会的稳定。
第二，一类疫苗、二类疫苗不良反应的补偿机制，体现了以人为本，我们不要一味地把一类疫苗、二类疫苗给它分开，分开会出问题的。一类疫苗就是国家补贴的，国家可以用其他的手段来补，二类疫苗是商业保险，所以我就觉得异常反应要么就不发生，要么发生了就不管一类苗二类苗都（同样）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它的危害性、严重性是比较大的。
我简单地建议，对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采取同样的补偿模式，只是补偿的费用我们来源于两种，简单地讲，一类疫苗政府拿一部分，企业拿一部分。二类疫苗就在批签发的时候，就向企业收取，（收取标准是）一个人份收取一毛钱，还是按照一个剂量收取一毛钱，或者是收取一块钱（需要探讨和确定）。成立一个商业保险（或基金或商业保险与基金二者并存），商业保险有商业保险的机制，这个机制在补偿的时候，由第三方来诊断、鉴别。这样的话，会减少（由异常反应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为什么政府现在不敢打疫苗，就是怕异常反应。我曾经在基层防疫站呆过，对这一块我太清楚了，所以对这一块我建议对一类疫苗、二类疫苗（采取）同一个补偿模式和保险机制，只是资金的来源、保险资金的来源不同，二类疫苗可以在厂家这一块收取一部分，第二部分在群众接种的时候也可以自愿投保。
第三，刚才李司长讲，说二类疫苗的配送机制，我仍然坚持认为二类疫苗应该走一类疫苗的渠道，这样比较好管理，为什么呢？因为一类疫苗配送机制就是从省、市、县这个体系往下走。这一套体系里面的人都是专业人员，（冷链体系资源比较完善，管理也很有经验，）你要是使用了第三方物流，他们是非专业人员，出了事谁管，还是省、市、县（政府并不能完全免责）。现在二类疫苗可以适当的收取储藏费、运输费，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平稳度过）最近这几年的过渡时期，今后（若第三方物流配送体系完善和全面建立起来）一类苗也走第三方物流来配送，（一、二类苗走同样的渠道，避免老百姓对一类苗二类苗储存运输孰优孰劣产生不必要的比较，从而引发对某一类疫苗的不信任感）。在现阶段，三年还是五年还是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二类苗就从省市县（一类苗的渠道走），疾控管了以后，因为有专业人员，一类苗也要铺开冷链，（可以节约社会资源，充分发挥该套系统的效力）。另外，（按照我们目前的了解，）没有（任何一家）第三方物流能够配送全国2800多个区县，（若完全依靠企业资源，不调动疾控一类苗储运平台配送二类疫苗，最后形成的结果极有可能因物流成本过高，企业放弃偏远地区疫苗的供应），有些因为（未接种疫苗而产生）部分病人的山区，最后通过不同的途径找到政府，甚至出现其他一些负面报道，（最终受到影响的是民众的健康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我认为二类疫苗还是需要政府来督导。我还是坚持（建议二类疫苗配送走）省市县疾控这个渠道，一类疫苗怎么走它就怎么走，这一块对于药监局来管理也还是比较好管理的。
第四，对新型疫苗，刚才已经提过了，对新型疫苗我们国家应该加大研发和加大支持力度，对于新型疫苗的应用，国家应加大宣传的力度，不能老是宣传一类疫苗。我举一个例子，(A群)流脑疫苗，那是全世界都不使用的，只有我们国家在用。我们现在就是说对二类疫苗，对新疫苗的研发加大力度，对新疫苗的宣传、推广、使用也要加大力度，这样才能体现出以预防为主。防范于未然，使你没有得病，达到预防的目的，这样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开支，很多的费用可以大幅度地下降。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樊献俄
药品安全监管就是要掌握药品的品质质量，药品的质量用一句话还是难以解释的。大家都说安全有效就是药品的质量，其实还有很多的解释，我认为要吸引医生和患者都满意的药品才是好的药品。怎样达到安全有效呢？监管很重要。药品的监管要从研发、生产和销售等多方面来监管，比较难的监管还是销售，因为生产监管范围很窄，由企业自身和监管部门来监管，企业如果自己生产，监管质量却把握不好，那么企业自己就有问题了。但是销售范围很广、很宽，企业生产药品在全国甚至到国外销售，但是自己销售的药品确实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人家用的我们的产品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厂家怎样能够掌握自己销售出的药品流向。刚才阿里健康的王总所讲的，只有通过电子监管网才能做到。
龙津药业是生产中药注射剂的企业，从2009年开始用电子监管网，但只能监管到部分医药公司，没有办法监管到医院，特别是小医院。原因是没有大的电子监管平台，我建议政府和企业一同建立一个电子监管平台，把药品监管落实到位，做到每一家医院、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患者都清楚知道你自己用的药品是哪家企业生产的药品，真正做到可以追溯，做到最小单位的追溯，才能分析责任，有利于药品的质量保证，让企业高度重视药品的质量。
龙津药业目前正在做怎样与阿里健康尽快结合起来，做到最小单位的药品不会出现不适当的销售情况。现在真正的监管追溯只能追溯到大件，还是部分医药公司。大部分医药公司原来有一部分还会做，上次出现的时候，药品要取消监管追溯，很多企业又把这个事情放下，但是龙津这些年没有放手，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重复一下这方面的建议，希望政府和企业共同搭这个平台，真正把药品做到追溯。
刚才王总讲国外做得很好，国内超前了去。我觉得我们应该超前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真正把药品质量做到最好。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谢庆国
我是做PET仪器的，我从全数字PET影像技术的角度思考医改的关键问题。我想讲三个观点：第一，早期诊断是降低重大疾病社会负担的一个关键手段，建议开始认真考虑相应的医保政策；第二是像PET/CT这些早期诊断的方法，它的辐射带来的损害是非常小的，远低于它的收益，目前科普的工作做的不够，相应的研究也不够；第三，医疗卫生的发展目前是在从资源和规模驱动转变为医学科技的创新驱动，医药卫生体系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对于技术转移的路径都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癌症很可怕，50多年来，艾滋病的五年生存率提高不少，但大多数癌症没有显著提高。第二张图告诉我们早期诊断很重要，凡是有办法做早期诊断的癌症，五年生存率都可以大大提高。大脑很重要，比如说2013年美国在照顾痴呆症上面光是志愿者服务折算成的钱就有2202亿美元。美国的数据是说如果说延缓AD发生5年，它节省财政支出大概是3670亿美元。问题总量是多少呢？单独美国来看，是两万亿美元，其他的国家还缺乏数据。那早期诊断能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究竟多大、上下限在哪里，我们目前还缺乏数据，但我们知道不讲社会意义，也一定是省钱的。政策是关键，包括医保政策，
从支撑手段角度而言，已经有很好的技术。我这里要放个广告，全数字PET。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老年痴呆发生30年之前，它的糖代谢在单调的下降，单调的下降我们过去做不了，为什么呢？我们在协和做的PET和同济做的PET不一样，今天做的和过一个月做的意思也是不一样，SUV值都是3.5,不具备可比性，模拟PET、模数混合PET，在硬件上把很多数据符合了，具体是多少，没有一个定量。全数字PET是全数字化的、精确采样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具体贡献多少，就可以定量。这样比如刚才这个例子，就可以早期诊断了。全数字PET/实现精准检测的话，它就是一个早期诊断的基石。基本上是全数字PET可以做到性能优异、使用便利、制造快捷三个优势，更重要的是全数字PET影像技术是可以做到精准定量，这是早期诊断、精准医疗的一个基石。
第二个问题，现在PET用于早期检测的时候，老百姓不是太认可，这个里面两张片子，我是从PET/CT的发明人David Townsend的PPT里摘录下来的，昨天晚上才收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他讲的很有意思：我们要降低医学影像技术中的辐射并不是因为它导致癌症，而是因为人们害怕它会导致癌症。其实PET/CT引起的辐射剂量在very low dose，就是非常低剂量这个范围。比非常低剂量高一些的剂量是低剂量，低剂量这一块其实还缺乏数据。所以我们还缺乏积极的科普和积极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就是，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个体对辐射的敏感程度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果蝇它得到40Gy的辐射只有10%发生变异，如果照到人身上，估计谁都活不下来。将来每个人生命全程有辐射的数据在这，有的人敏感，有的人不敏感，这些数据就是对一个人整个生命全程的记录。这个数据很重要，在未来早期诊断、找病因、找治疗方法的时候都很有用。
第三个部分，就是医疗卫生的发展从资源和规模驱动转化为医学科技创新驱动，因为我们最近在找一些投资人，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希望全数字PET能落地。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看，其实有好多非技术因素。一个技术被发明到一个技术手段一个工具被应用，这个距离都是很远的。如果你看这个过程，技术因素起非常小的作用，非技术因素起非常大的作用。可以看一下，国家科技政策是非常有效和有效率，在科技部基金委的支持下，我们在全世界最早，2004年提出了全数字PET概念，到2010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全数字PET，用在比人更难的小动物身上。2015年研制出临床全身的全数字PET/CT。2014年飞利浦开始做全数字PET，目前像西门子、GE都开始做全数字PET，技术上我们还是很领先的。科技部门的支持很有效也有效率。这样的例子很多。产业化的出口并不是很顺，我们会发现真正要让一个技术能够用，比如全数字PET，最后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医疗卫生这一套系统，医药卫生体系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对技术转移的路径起决定性作用。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恶性淋巴瘤的诊疗规范说PET是最好的，肺癌也是。这个里面它没有说用于早期诊断，所以说将来有一天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更合适的定义的时候。中国的PET应用，肿瘤占94%，神经和心脏各3%。我们看芬兰的情况，70%还是肿瘤，它很有趣的是12%内科感染，不明原因发热，我们现在每年死不少人。不明原因的发热也是用PET来看。这说明医疗卫生体系对医疗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
我要跟大家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