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市工商联建会70周年，我们在【工商史话】专栏推出系列文章，与大家一同追寻百余年来工商业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足迹，并以此向工商界的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上海总商会作为商人团体，成立后义无反顾地担负起维护商人利益之责。当年它发起或参与以下几方面力请政府减轻商人税负活动：
一是引领商民呼吁裁撤军阀割据形成的厘金制度。
清政府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推行“厘金”制度，即由各地驻军自行对日用百货物品征收1％的过境税，俗称“厘金”，以解决军饷的不足。而后运转近半个世纪，不仅税率增至5％，而且军阀割据势力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重复课征现象日益严重，致使商品流通障碍重重，商人利益屡受侵害，严重破坏了国内商业的发展。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5日，在辛亥革命中诞生的上海军政府，建立伊始发出裁厘宣言，宣布免除一切苛捐杂税，取缔除海关以外的所有税关厘卡，使上海商界莫不为此欢欣鼓舞。然不出数日，就又因南京临时政府、各地方军政府、以及南北统一后的北洋政府的各项开支浩繁，尤其是各类军队的急速膨胀，军饷使各项财源不堪负担，财政几乎陷于崩溃。于是，为解决财政危机，各地各军手段之一就是对遍设境内的厘卡裁而不撤，同时又开征新税，导致旧厘新税重复稽征，殃民病商变本加厉，国内各省各地的商会、商民纷纷致函上海总商会，吁请代表与官府当局交涉裁厘减税，总商会出于职责明确表态，“凡于商人有便利之事，本会不能不争。”
上海总商会议事厅
于是，在1914年（民国3年）3月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首次代表大会上，上海总商会提出“裁厘加税”议案，主张裁撤厘金，以增加关税来抵补财政缺口，获得与会各地商会代表赞同。因为税依法征收，钱花在明处。厘是军府张口就要，不给就抓人，如同抢掠。10月间，上海总商会再次致电北京政府，吁请“政府审时度势，酌行良税，使人民稍纾喘息，商家多一分元气，即国家倍一分财力，商业与国家有相维相系之理耳”，并又具体提出，厘金裁撤后的财政短缺，以加增进口消耗奢侈品税来抵补，宗旨是“不扰商而期裕国用”。但未获北京袁政府答复。
二是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穷征暴敛政策即苛捐杂税。
袁执政后期捐税之重，当时人评议，即超过清末宣统三年三四成。1913年元月1日，袁政府实施印花税，苛细到规定自1元起征，并允许军警稽征时实施多种处罚手段，商民纷纷不寒而栗，议论纷纷，上海总商会联合广东等地商会呈文请暂缓，遭袁政府驳回。
1914年10月，财政部奉袁世凯令继开征特种营业税，对所谓“奢侈品”课征重税。但由于特种营业税内容含混，对何为“奢侈品”，何为日用品，无明确界定；况且当时上海高档消费品，华界营业额仅为租界百分之五，上海各同业公会均感难以照办，上海总商会呈文江苏财政厅和上海道尹，称：“沪上商人……若非商业困难至于极点，次不致力白苦衷，稍有异议”，“吁请以恤商艰，从缓实行。”上海县知事调查此情后，也呈文北京：“恳部从缓实行，以苏商困”。而袁政府也未批准。次年1月，上海总商会再次领衔，联合各地商会力争，但仍遭财政部拒绝。
1914年起，袁政府又对常关税则施行调整。所谓常关税，包括内地、沿江、沿海和京师及左、右翼三方面常关税收。施行当年，税率便提高至百抽二·五，商民负担加重，袁政府该项税收额内定由350万元增加至500余万元。次年，袁政府又部令常关税收额，要增加至700余万元。各地商民闻讯，纷纷惊慌。上海总商会呈文恳求：“商业凋弊已达极点，昔日称为繁盛之区，今则市景萧条，”“常关税则若再增加，商民实难担负”。经江海关督呈文证明，袁政府方同意上海一地“暂缓一年”。
袁世凯亲自掌管中央财政，还首开各省督军直接向他本人解款恶例，这自然加重了地方财政。于是，地方再向商民加征，这就造成了袁政府时期地方捐税混杂的弊端。当年江苏也是赋税较重的省份。1914年，袁世凯令江苏督军年解款额新增加100万元，江苏便实行货物税改行产、销两地并征案，商民一片反对：“较前变本加厉，节节为难”，“况产地销场两地征税头绪繁冗，负担加重”。上海总商会因关系到本地商民利益，于6月20日开会商量，“众皆认为产销税即厘金之变相，碍难同意”，并公决：“分电财政、农商两部次长反对”。但江苏督军因系向袁解款增加有恃无恐，未经北京下令就决意实行。
对袁政府捐税过重呼声最烈的，还是那些反对讨袁最坚决的上海丝商。面临此后的日丝侵入，财政紧张，市场低迷的困境，1915年前后，丝业公所三次赴南京督府请愿、呼吁：“我业值兹危殆之际，实已筋疲力尽”，要求“按浙成例，每担干茧改征12元，以昭一律”。当时，江浙两地丝捐不一，给上海丝业各厂商带来不公平竟争。所以，茧业公所在赴宁请愿不果后，继又赴京请愿，并表示：“万难从缓”。江苏省督实施弹压：“各厂货品进出，华界警察予以干涉，须验查税票、印花等粘贴”。正在上海商界为北京和地方双重重税压得难以喘息时，1915年12月，财政部和江苏省督又一并加征普通牌照税和苏省货物税。上海总商会公决呈文反对，袁世凯令牌照税暂缓，苏省货物税加征二成，照令加征。
虞洽卿（1867-1945）
随之国内白朗战事等内乱发生，以及袁政府的筹备帝制开支巨幅增长，其竭泽而渔更激起商民愤激。1915年10月的总商会议董会上，有议董已称：“政府如不肯体恤商艰，商人无法可想，只有辍业待毙”。此外，袁政府对上海工商业的冷漠，也使商界人士寒心。在与孙中山争夺民心时，袁曾信誓旦旦保护商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从上海抽资，加上出口停顿，原以输英美为主，并为上海重要产业的丝业，大批歇业陷入危机，一时失业人数达数万之众，以至社会动荡，百业萧条。上海道尹邀总商会共同会商，向国外汇丰、国内中国、交通等行借款银800万两以维护丝业。总商会议董虞洽卿约见沪镇守使郑汝成，请将沪上艰难电告袁世凯以求关注。上海总商会公决电呈袁世凯：“请大总统明令，无论何种存款均须存国家银行或华商银行”，“以为挽回权利，救济市面之一端也”。然经上海道尹、财政部、总商会等协商：“匆匆三月，最后结果政府允由中、交二行拨借现银60万两，其还款办法厂丝出口每百包请沪关代收规银30两”外，其余没有任何措施。总商会与丝业公所往来函札的字里行间，顿显失望之意。由上可以想见，袁政府与上海总商会代表的商界经济利益的冲突，也不难理解之间关系最终将走向破裂。
三是抵制江苏和上海地方官府的搜刮。
由于财政收支入不敷出，不仅北京中央政府，这些地官政府也纷纷效尤，以加税扩充财源。早在1912年（民国元年）6月，江苏省议会就通过决议改变原货物税征收方案，确定税率仍为值百抽二，但以产、销分征实行二次重复稽征。上海地区由张寿镛执掌地方货物税公所，更将货物税征收分为进省、出省、产地、销场四项，加上实征过程中的盘剥，看似税率不变，实质已不断变相加重经商者的税负，商民为此罢市，并打砸税务公所。商界惊呼：“若再贪多务得，必致华市成墟”。1914年6月江苏省财政厅颁行《江苏各税所征收货物税产销进出并征章程》24条，名义是将原货物税两次分征改为并征，并称为“杜绝漏税”，实际上是又一次加增税率。江苏省财政厅决定7月1日起全省一体实行。上海当年属江苏省管辖，当然也在范围之内。
上海总商会接到沪南商会和各行业商董的纷纷不满信函后，在6月20日的会董常会上，各会董仔仔细细审阅了章程，一致认为较之从前，尤变本加厉，议决“是项产销并征碍难承认”，常会上当即拟文致电北京政府财政部、农商部，陈明“苏省之更改是只计一省，不计全国，无补于时艰而更贻害商民”，“请求察核，电饬苏省国税厅暂缓更章，仍静侯大部议定大纲，全国一致”，同时，也致电江苏省国税厅筹备处，表明“产销并征……窒碍滋甚，请暂缓更章”，并请“祈各税所展缓实行”。然而，上海总商会会同沪南商会及各业商董为商民的请命，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同，反而加之以“干预、破坏”的罪名，还有“如再有会议阻挠情事，即惟该会（上海总商会）是问”的责难。
1915年12月，江苏省财政厅又决定自1916年1月1日起，在原有货物税税率的基础上附加税率二成。税负再次骤增，商民的怨声、反对声更加强烈，致函上海总商会，吁请与当局交涉减轻商民负担。总商会与沪南商会多次召集联席会议，商讨应对事宜，在12月20日、29日及1916年1月2日，两会连续发出3次函电，以强烈的语气，要求当局取消加征税额，仍按旧章征税，言明如果坚持加征货物附税，金融立见恐慌，商民“惟有辍业待毙”。第三次函电中更是严词斥责：“旧税未除新税遽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并告知米商已不堪重负，不进米谷，上海已处在民食断绝的边缘，社会动乱将因此而一触即发。
在上海总商会的据理抗争之下，北京财政部急电江苏省厅收回成命，缓办货物税附加二成之事宜，但同时又向全国商会发出通告说：“厘税为国家正供，税率轻重，捐则疏密，当事者向有权衡，岂容商会出面干预，……近日商会等遇事辄电部控诉，此风断不可长”。总商会接到此文后，立即在《申报》等媒体上发表公开信《财政部不许商会直接请愿之反动》反驳，抨击财政部挟官凌商的态度，指出立宪之国，应“国与民似宜休戚相关”，商会在政府与商民之间，应是“部有所委托，商会惟力是视；商会有所请愿，大部惟力是施。钳其口可使之不开，能强其心使之不冷乎？”这表明了上海总商会维护工商界应有之权力的决心。
上海总商会在民初袁执政时期，经其为商民利益出发，吁请政府减免的税种，还有1914年的“特种营业执照税”、“洋货落地税”、1915年10月的“普通商业特许牌照税”。其余为商民请求减免的个案税种有茶税、土布税、剪口铁出口税、发网出口税、宁茶振植公司所得税、久记木材公司所得税、花纱税、鸡蛋税、土酒特税、津浦路特捐、米糠税、房捐、宅地税、化妆品特种印花税、香烛税、鱼税等不下数十种。
上海总商会认定确系苛捐杂税、应予为商民请命的原则有四条，1、同一物品于原有各种税捐外，另添新名目者，系重叠课税；2、沿用原有税捐名目，而税率较原有为加倍增加，至商民和百姓的负担力不能承受；3、向来不课税的，在就地行销的零售消费品；4、未经法律程序公布的课征令的税捐。
属于上述四项原则的苛捐杂税，总商会进行反对的方法也确定为，1、联合其它商会，函电当局不予以承认；2、推派代表赴京请愿；3、在媒体上发表声明，公开指责政府不顾民疾、不顺舆情的行为；4、推举会董组成专门委员会，联络各业，拟订抗争办法。
上海总商会为呼吁制订商法，反对和抵制袁政府及江苏等地方官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既出于它作为商人团体，维护商人利益应尽的职责，也反映了它和袁政府所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根本分歧，并由此最终投入了反袁复辟斗争。
供稿：办公室
原标题：《【工商史话】上海总商会竭力维护商人利益》
